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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如何科学判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下简称“国际共运”）的发展态势？拉丁美洲国家提出的“21世纪社会主义”是否代表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一种发展方向？中国道路的巨大成功是否标志着国际共运的新趋向？ 近日，有学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国际共运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和机遇。中国道路开辟了国际共运新境界，重塑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世界格局。学界应当审时度势，加强理论创新，推进国际共运学科体系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坚定理想信念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巨大机遇 关于当前国际共运发展态势，有学者认为正在走向高潮。从社会发展的外在现象而言，当前国际共运正处于由低潮向高潮过渡的阶段；从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而言，国际共运必然掀起又一次高潮。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国家在变革和创新中谋求发展，非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也在困境中顽强奋进，中东欧国家的左翼政治力量呈现整体回升势头，以委内瑞拉为代表的拉美国家摈弃新自由主义道路，提出“21世纪社会主义”，走上了一条自主发展道路。“‘21世纪社会主义’产生了波利瓦尔革命式的震动。”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学明表示，目前国际共运形势良好，前景不错。 “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巨大机遇。”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吕薇洲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国际共运的复兴提供了必要条件和有利时机，包括中国在内的五个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应对危机的一系列举措凸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力量也不断得到发展，全球左翼论坛等多边交流平台对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回顾20世纪国际共运历史，第一次高潮以十月革命为标志，第二次高潮以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国际共产主义体系的形成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掀起国际共运的第三次高潮。”陈学明认为，仅从外延来看，当今世界并没有像前两次那样形成社会主义阵营，以此为依据，不能说当今国际共运已走向高潮。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升了国际共运的“质”，赋予国际共产主义事业新内涵，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共运的发展传统与时代进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恩远也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这是国际共运仍然继续发展的根基。 “共产主义因素正悄悄地、充满生机地在我们身边长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安启念阐述道，科学技术的最大特点就是任何人都不能私有、不能垄断。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使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真正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所占比例逐渐增大，这是一种促进人的个性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因素；马克思说的三大差别正在逐步缩小，这是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重要条件。 坚持中国道路 重构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格局 世界格局的演变，实际上是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竞争、相互借鉴中进行的。吴恩远表示，在20世纪末资本主义陷入全球经济危机时，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国家调控市场、扩大劳动者就业和福利等措施曾极大影响了资本主义世界。进入新世纪，社会主义要处理好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当今国际共运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重构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陈学明认为，作为一种开放和兼容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注意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与矛盾，又正视与资本主义的联系与共存，强调要积极汲取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重构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自觉地把中国纳入到世界文明的发展大道中，把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与人类文明的价值目标紧紧结合在一起，这将对国际共运的前途和命运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学习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过程中，要加强思想意识形态和制度安全建设。”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陶文昭说，社会主义曾长期处于被封锁、被颠覆的不利国际环境，发展道路比较曲折，因此在制度安全上不能犯颠覆性错误。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力，为最终赢得制度竞争奠定基础。 吴恩远说，当前要特别警惕以“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潮对社会主义的侵蚀和影响。如果在思想上解除了对资本主义思潮的抵抗，甚至以为“两个主义”终将融合，则会丧失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苏联解体就是前车之鉴。 “然而，中国也不输出自己的模式，不对他人指手画脚，不搞大党大国那一套。”陶文昭表示，基于历史教训和各国不同的文化基因，中国不搞模式输出，尊重别国自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支持各国间相互交流和借鉴。中国的成功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许多有益借鉴。 “新世纪的国际共运必然开启人类文明新的发展大道。”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主任季正聚表示，只要不画地为牢、唯我独尊，国际共运依然具有蔚为大观、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光明前景。 加强理论创新 推进国际共运学科体系建设 苏东剧变对我国国际共运研究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国际共运研究遭遇暂时的“低潮期”，许多高校逐渐缩减国际共运课程，更多在国际关系的学科范畴内开展国际共运教研工作；另一方面，也从反面刺激学界对国际共运进行深入研究和思考，更加深刻地思考社会主义改革等重大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共运学科的发展总体呈上升趋势。中联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央编译局以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大批科研机构和高校成立了世界社会主义、国际共运相关研究机构。2002年，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主干，成立了“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协调小组”，力图组织国内相关研究机构和人员共同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行跟踪研究。2004年，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确定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作为“工程”第三批重点教材。2005年，国内五所高校“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 “从总体上看，目前国际共运学科处于恢复和发展阶段。”吕薇洲说，我们应当努力在实践和学术研究双重领域推动国际共运事业的发展，一方面要加强对国际共运史研究，从历史中探寻和把握其发生发展规律；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现状的研究，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中把握当代社会主义的挑战和前景，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学理支撑。 受访学者表示，现在是国际共运学科提升自身地位和作用的时机，要加强国际共运的跨学科研究，注意多学科间的相互学习与合作，加强集体协同攻关。季正聚认为，国际共运作为一门跨学科专业，很多热点问题都可以从中找到根源。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左翼学者的相关研究，加强对国际共运的整体性研究。 当前，国际共运学科亟待形成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命题，在基础文献和跨学科综合研究等方面，存在理论创新力度不够问题。这就需要加强国际共运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国际共运学科建设的重要一环，就是反思过去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准确把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加强理论创新，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安启念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