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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可见,要解决中日历史问题,首要的就是搞清问题,避免将问题在不同层面相互混淆、相互干扰而使问题复杂化,毕竟双方都不希望历史问题长期成为影响中日关系乃至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隐患。那么专家学者在解决中日历史问题中应该肩负起什么样的责任? 步平:我们的责任就是先在学术层面把问题搞清楚,进而影响政治家的表态,影响民众的感情。2001年,日本扶桑社的新历史教科书通过日本文部省审定招致了强烈抨击,其实在日本受到的批评比在中国还要强烈,所以那本教科书在日本的使用率仅为0.039%,可以说不被日本主流社会接受。尽管这样,中日韩学者依然意识到问题,所以,当年我们三国学者一起开研讨会、写文章来批判这个教科书,同时也觉得光写一些批判性的学术论文其实对学生产生不了什么影响,应当也编写一本教科书以正视听。当然,编写历史教科书涉及各国的教育体制,所以我们用了三年时间完成了东亚三国的东亚近现代史的编写出版工作,当年在中日韩三国发行量都很大,很受学生欢迎。这说明,学者可以为历史问题的解决起一些积极的作用。 记者:现在除了历史问题以外,又冒出了领土争端,历史和现实搅到了一起,问题似乎越来越复杂难解。 步平:领土争端的产生、发展确实有一个历史过程的,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提出证据固然重要,例如,1895年日本窃取钓鱼岛的历史资料有很多保存在日本公文书馆,公布出来很有意义。但更重要的是用什么样的态度看待这样的问题。世界史上因领土问题导致冲突、战争的先例很多,比如德国和法国围绕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争端,但是他们现在解决了这些问题,为什么?因为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人们意识到不应再让这些问题影响现在和未来。所以,德法在二战之后再次建立共同研究历史委员会,经过50多年的努力,形成了德法两国共同的历史教科书。不同国家的学者共同研究历史,需要拓宽视野,超越自己的视角,实现历史认识跨越国境才能完整描述历史。有人认为东亚与欧洲不同,缺乏使历史认识跨越国境的资源,但我接触的西方学者却往往认为东亚各国之间比欧洲有着更多的共同的文化背景,更容易形成共识。 韩国在本国史和世界史教育之间增开了“东亚史”,希望学生站在更高的角度、更广阔的视野之下看待历史,这是很积极的尝试。历史问题的解决,确实不是那么容易,但学者的责任是促进相互了解和理解,消除误解,不希望在误解之上又增加新的误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