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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枪背后的信仰选择 1927年，中国走到了又一个十字路口。 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31万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中。天空是黑色的，大地是血色的。有的党员声明脱党，有的党员自首叛变，共产党员由近6万人锐减到1万余人。 此时的历史之潮，尽管浩浩荡荡，惊涛拍岸，可什么是顺势，什么是逆势，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看得清、辨得明。 朱德、贺龙、刘伯承等，深刻洞察出中国的前途何在。一边是高官厚禄、富贵荣华，一边要天天面对被通缉、被逮捕、被囚禁、被屠杀的危险。但在共产党人处境最艰难的时候，他们用坚定的信仰，打响了南昌城头的第一枪。 这样的信仰意味着舍弃。为什么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却担任了南昌起义的总指挥？除了他带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成为起义的绝对主力外，还因为他“大路不走走小路，皮靴不穿穿草鞋”的决绝，矢志不渝跟着共产党走的忠诚。1927年8月底，在入党宣誓仪式上，党代表问：你的财产还剩多少？贺龙答：我什么都没有了；又问：你的社会关系呢？贺龙答：参加革命后都不来往了。 这样的信仰意味着担当。司马迁曾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 当“第一枪”打响时，没有谁能够预测到这支军队会所向披靡，更不会想到22年后能够拥抱新中国的诞生。然而，他们之所以勇往直前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就是因为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收拾好中国这个烂摊子，才能不再让老百姓过苦日子。 诗人泰戈尔说：“信仰是个鸟儿，黎明还是黝黑时，就触着曙光而讴歌了。”信仰如炬，哪怕微弱如豆也能驱散黑暗沉沉的夜幕；信仰似火，哪怕星星点点也可燎遍千年洪荒的草原。 南昌起义失利后，只剩下800余人的队伍，前途何其渺茫。是朱德在最困难、最无望、队伍行将瓦解之际，以如山的信仰、如炬的目光召唤着大家。他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把1927年的中国革命比作1905年的俄国革命，自信地预言：“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但黑暗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 陈毅后来在评价这种力挽狂澜之功时说：“这是总司令的伟大。”这更是信仰的伟大、信仰的力量。 当年的枪炮声远去了，但先辈们信仰的光华，仍然照亮我们灵魂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党之所以能在危难之际绝处逢生，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挑战面前百折不挠，力量皆来自于信仰。 今天，面对万花筒一样变化莫测的世界，面对相互激荡的各种思潮，有的党员只关心“生意”不关心“主义”，只为“利想”不为“理想”；有的“不问苍生问鬼神”，靠菩萨保佑，信“大师”指点；有的当裸官留后路，随时准备“跳船”；有的迷醉于升官发财，沉溺于声色犬马；有的在政治挑衅面前态度暧昧，不敢亮剑。这些精神“缺钙”的党员，怎么会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壮志、“要留清白在人间”的节操？怎么能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我们刚告别物质的贫困，不能再陷入精神的贫困。曾经响彻寰宇的那一记枪声提醒我们，信仰的荒漠上，站不起伟大的民族，走不出强大的军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