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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近代化改革成败的原因分析 与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摆脱被西方殖民化的危险进而成功走向现代化不同，中国当时的政府—清王朝，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直至最后的清末新政，诸多努力似乎都以失败而告终。本文笔者将从催生改革的思想意识、孕育改革的人才土壤、驾驭改革的国家权威三个维度，结合相应的历史资料，探求中日两国近代转型不同结局的缘由。 催生改革的思想意识。中国的近代化改革是一个不自觉的历史过程，从一开始根本就不清楚改革之路通往何方，甚至于刚开始之时也没有改革的想法，连一种主观的心理预期也没有。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本可作为中国赶上世界浪潮的一次契机。然而，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未让清王朝的统治者们惊醒，此时的他们依然沉迷于天朝的幻境。对西方国家轰开封闭的国门，统治者的反应仍然是要采取措施排除“洋夷”对作为天下中心的天朝的“干扰”。“那时中国不知有外交，只知道‘剿夷与抚夷’”①，沿袭着千年以来中央王朝的政治惰性，尚不知要变法图强。 得知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日本认真总结了中国失败的教训，这种总结日本比中国还来的用心，意在将中国作为反面教材进行深入的剖析研究，避免重蹈覆辙，认为“中国拘泥古法，所以致败，日本应在未败之前，学到西洋之法。”②日本还派团来中国考察，1862年参加考察的政要高杉晋作在上海目睹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状况，他意识到：“我国人必须留神，决不能出现中国那样的情况”，“因循苟且，空度岁月，不采取对策断然改变太平之心，不制造军舰大炮防敌于国门之外，故由此而衰微也。”③“在日本，对现代化起决定作用的不是高额利润和工业消费品的示范作用，而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期中国的鸦片战争和十年后美国海军佩里将军的七艘黑船的示范作用”。④日本迅速放弃了曾经极力学习的对象—中国，转而非常谦卑地承认了西方近代国家的强势和先进，开始老老实实地模仿敌人，然后将学来的知识本土化，以期最终超越学习的对象。 孕育改革的人才土壤。虽说中国国门洞开后，未能像日本那样及时反省，纵然有近二十年的无所作为，但从时间上看中国着手改革并不晚于日本，中国“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始于1861年，比日本的明治维新尚早几年，但一场甲午战争，使两者高下立判、成败自论。对于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往往归咎于中国强大的封建保守势力的阻挠。这种说法是知其然未知其所以然。说中国当时的封建势力强大，还真是冤枉。 “封建”一词本意为“封土建国”、“封爵建藩”，汉字文化圈往往都在此意基础上使用“封建”。中国秦汉至明清社会主流离封建渐远，而近代欧洲学者发现，日本的幕藩制与西欧中世纪制度feudalism（封土、采邑制）极为相似，遂以“封建”对译feudalism。⑤日本的幕藩统治政体的实质是幕和藩“彼此对立，互相依赖，处于均衡状态，实行中央权力控制下的地方割据统治”⑥。日本在明治维新前，由于幕府统治架空了天皇，天皇的权力有名无实，使得日本不能形成君主独裁的专制制度和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而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历代统治者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就是如何加强中央集权。正是在这种政治理念的支配下，中国最终形成大一统的中央专制帝国，其政治体制的核心早已与封建制度的内涵分道扬镳了。这种大一统的专制体制对于改革究竟有何影响，我们可以通过对维系这一体制的重要因素—科举制的简单分析，一窥端倪。 中国古代科举制的实质是中央通过制度化的程序，给予广大社会成员跻身权力阶层的机会，从而有效缓和社会矛盾，为专制皇权建设一支稳定的官僚队伍，保证中国社会悠长的历史延续性及顽强的生命力。科举取士对于维护专制皇权统治的稳定具有积极意义，但对于国家的近代化改革过渡却不啻于一种羁绊。它以单一的意识形态和标准的格式，将各类人才吸纳、笼络到统治阶层；而对整个国家、社会的人才生存与发展环境却是一种禁锢，使得人才在成长中日趋保守与因循，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生存下来，反之，那种不守成规的异类分子则被逆向淘汰过滤。由科举制衍生出的士大夫阶层，大多在这样的体制下游刃有余，对这种体制具有强烈的迷恋。 与中国科举制下催生的士大夫阶层不同，日本明治维新的改革主体是日本的中下级武士。“武士作为日本的一个特殊群体，属于日本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随时代发展逐步壮大。德川幕府时期，日本武士及其家属约占总人口的6%～10%”。⑦这意味着，中下级武士作为改革的主体，有相当厚重的组织基础。正因为日本不受大一统专制体制的束缚，不会出现像中国一样缺乏足够应对新环境挑战的社会精英，反倒是从武士阶层中涌现出了现代化改革所需要的各行各业的新式精英。这些人出身于各藩的武士家庭，怀有满腔的报国热情，很快便成为了明治维新时期推动日本国家现代化的中坚力量。 中国延绵千年的中央专制王朝所形成的大一统文化心理，使得整个社会结构越来越走向自我封闭和束缚的困境，极度地压抑着民间的个性和地方的自主性，与之相伴的便是整个国家、社会的人才结构、类型严重的单一化，进而使得整个国家面临现代化转型时缺乏灵活的应变能力。 驾驭改革的国家权威。甲午战败后，清王朝急于变法图强，并将日本视为变法改革的典范，因为“其效最速，其文最备，与我最近者，莫如日本”⑧。但这并不能就认定中国理智清晰地认识了明治维新，相反，这其中甚至存在对明治维新误读。 清末时期，清王朝的统治者面对急遽的革命形势，希望以加大改革幅度与加快改革速度的方式来争取民心，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力，于是“君主立宪”自然成了仿效的对象。对于立宪的效果，时人颇为乐观。“宪法一经制定，国会一经成立，失败误国的岁月将立刻一扫而光，财政竭蹶就可以补救，国债可以偿还，军备可以扩充，国力将进而充沛，人民权利将被恢复，而多年来中国民族所蒙受的民族羞耻将被扫除，国家的威信将广被全世界。”⑨这是一厢情愿的简单照搬，未曾意识到西方制度是经济、政治、文化多重因素长期融合产生的效果。而且，清朝的主政者们也未看清日本的明治政权属于一种“非典型的立宪政体”，是“形式上具有‘束缚议会权力’的伪装的立宪主义”，⑩立宪仅是一种符号，并不具备钳制君权的实质。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关键恰恰是明治天皇权柄独纲，通过强化国家权威，聚合日本的各种资源，推动现代化进程。中日两国如同在一条路上行走在相反的方向，“日本一直朝着统一的方向发展，而中国却始终有着分裂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中央权力的削弱也是中国对外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因为中央无法集中调动国内的资源，这与近代强国的发展模式大相径庭。 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改革转型，关键在于能否通过传统政治权威形式的转化来推行集权政治，在新旧的破与立之间寻求平衡。改革作为政治生活中经常的主题，任何国家面临这一主题，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受到权威政治力量的深刻影响，而权威政治力量的存在也是确保改革进程稳定的必要条件。清末宪政改革难断功过之处就在于，其在极短的时间里为从不知现代政治为何物的广大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而清政府恰恰又在这政治参与意识增强、参与扩大的过程中，严重损耗了自身权威合法性，政治统治驾驭能力日渐衰微，对社会运动的整合、引导能力加速丧失。随着其制度体系的转变成效赶不上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张速度，政府和社会间形成巨大的张力，政治生态的平衡被打破，之前稳定的统治秩序也难于恢复，失却改良机遇，整个中国进入动荡的岁月。 近代中日改革的历史启示 明确改革的思维意识。2013年10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讲到：“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何为颠覆性的错误，即在改革中迷失方向，与历史进程背道而驰。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当今世界发展迅速，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如果我们错失了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良机，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就很有可能会面临陡然的转向，甚至跌入阴暗的深渊。 有人经常会期盼通过加速改革的进程来应对问题，并将任何对改革速度的控制都斥之为顽固守旧。试想当国家这辆大巴车行驶在转型期这一巨大弯道时，超速行驶极易导致翻车，那些一味叫嚷着速度太慢的人，是否考虑过这个问题呢？民众心绪动荡不安，国家前途幽昧难明时，只有精诚专一，行中正之道，不走极端，才能保证国家不致危险之境地。速度绝对不是衡量改革成效的核心标尺。 清王朝近代的一系列改革，从结果上讲是失败的，因为这些改革并未在历史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充分调动一切有利因素，将推动实现现代化的能量有效释放出来。改革不仅未实现清王朝江山永固的愿望，甚至加速了其覆亡。虽说清亡是自作孽，但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结局也不尽人意，因为清亡后的中国并未顺利地步入现代化的正途，较之清亡以前，国内外形势也未见得好转。一次真正成功的改革标准应该是：既要使得原有体制和权威的性质实现从传统到现代化的根本性转变，从而推动社会进步和实现国家富强，同时又要在这种转变中保持原有政治生态和权威的延续性。 反观日本的明治维新，在幕府统治末期，维新运动领导人虽尚未形成进行社会变革的完整思想和主张，但他们善于在实践中学习总结经验，在日本面临严重民族危机的形势下，逐渐明确了外部的危机要通过内部的变革来克服的正确路线，在具体的操作层面更是特别注意斗争策略和改革方略，分阶段、分步骤地解决扫清敌对的旧势力，同时善于利用各种力量，集中打击主要的敌对势力，确保了国家变革的顺利推进。 全面深化改革的题中之义是不仅仅囿于解决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而应该是以一种更为宽广的视野来看待和审视这个有问题的社会，将改革的勇气与改革的智慧充分结合，让改革思维具备理性和韧性，在纷繁中找到支撑，在分歧中寻求共识，从而积蓄发展的动力、化解前行的阻力。 找准改革的突破关键。改革是一个渐进的、不断完善的过程，那种妄图“毕其功于一役”实现制度和秩序的突变和飞跃，往往会招致得不偿失的恶果，但如果不能找准改革的突破口，只是一味地观望，也可能将自己置于坐以待毙的境地。所以，欲改革则不可昧于历史大势。 “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改革是对既有格局的打破，最直接的风险缘于对既得利益的打压可能会招致其反扑，这只是其一。更为深层的风险来自于当改革进入深水区时，整个社会对改革的期待更为迫切，而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一旦遭遇停滞和反复，就极易招致社会的不满情绪，如果这些情绪得不到适当的宣泄和表达，则会加剧政治生态的恶化，最终可能酿成统治危机。 改革于统治者而言，大多都是在其自身统治秩序难以正常维持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这种情形下的改革初衷动机和根本诉求无一不是指向维护自身的统治与既得利益。事实上，人类历史上，大凡成功的改革首先应该是改革者得偿所愿，即改革者的统治地位得到了维护，与此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失败的改革直接的后果就是改革者事与愿违，丧失了统治地位。改革者的动机、诉求和改革的速度并不直接决定改革的成败。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改革者执政能力的高低与具体的操作办法，以及如何准确地把握时机，契合时代所赋予的客观环境与历史条件。 较之改革失意的大清王朝，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以后发国家的姿态依靠国家的行政力量自上而下地推动现代化进程。近代中国可以说失去了走上像日本那样由上而下改革图强之路的历史机遇，最终选择走上了由下而上地以暴力方式实现社会转变的曲折道路。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及中国清王朝近代改革努力的失败，其中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不容忽视。现代化转型启动的时机，倏忽即逝，比之中国的沉重负担，日本的轻装上阵自然更易水到渠成。一味地固守传统，极其容易导致僵化停滞状态，使得整个社会也将失去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暮气沉沉地跌入衰残的境地，而整个国家也将在历史长河的急流中，迷失前行的方向。 中国这样面临现代化转型的大国，发展的态势纷繁复杂，但终归是如同中流击水、不进则退，只有通过不断的改革，让改革释放更多的红利来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即真正成功的改革，其关键点在于适应社会的转型，实现整个社会的共赢。历史教训一再告诫我们，改革失败的结局必然是整个社会的无论哪个阶层、群体都是输家。要真正实现当前改革深化、突破，关键在于从鼓励利益追求转向注重权利的保障，通过保障权利来激发改革的动力，确保改革的持续性。改革必须要在维护保障每一个公民既有权利的同时，为社会和公民拓展新的权利，并切实予以保障和捍卫，决不能让权力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借着改革的名义，消减和漠视权利。这样方能免于陷入历史宿命的轮回，从而迎向光明的未来。 （作者单位：湖南城市学院，中共益阳市委党校；本文系湖南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社科规划课题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4A26） 【注释】 ①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武汉出版社，2012，第4页。 ②关希：“排他性的‘海权论’可以休矣：析日本流行的‘海洋国家战略’”，《日本学刊》，2006年第6期。 ③松蒲玲：“晋作的游历和思想形成”，《历史读本》，1981年第4期。 ④伊文成，马家骏：《明治维新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6页。 ⑤冯天瑜：《封建考论》，其中对“封建”的来龙去脉及释义的演变有详细论述。 ⑥王家骅：《试论近代中国和日本走上不同道路的内部历史原因》，中国日本史学会：《日本史论文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3页。 ⑦高钟：“废科举：中国儒家社会全面散构的多米诺骨牌：废科举百年祭”，《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⑧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页。 ⑨［美］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15页。 ⑩［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三卷），吕万和、熊达云、张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225页。 ［日］依田熹家：《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卞立强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1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