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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民事政治化，不仅形成独特的关系吏治生态，也与私权力对接，共同抑制了民事权利的制度化，实现了权力之治的贯通，与近现代最终以权利贯通私法、公法迥然不同。 关系吏治生态 西周将婚姻家庭继承关系伦理——宗法作为吏治的一个基本组织原则，形成了世禄制的关系吏治。核心是家庭父子兄弟关系，伦理上概括为孝友，西周金文中称之为“元德”，文献中称“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政治上以之为原则，建立了父子相承的世禄制，确立了嫡排斥庶、长排斥幼的一子继承原则，该子与其他诸子之间是大宗、小宗的关系。婚姻形成宗族、姻族之分，在政治权力的分享上，虽以宗族（亲）为原则，但也以姻族（戚）为补充，这就是“封建亲、戚”，大宗、小宗关系泛化。天子为诸侯国制定基本法，采邑则完全实行天子法制。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对外封闭的关系吏治生态。在对外封闭的关系吏治生态中，不是没有官僚制，如西周的卿事僚、太史僚官僚制，但它相对于关系制而言居于补充地位。 经春秋战国的变化之后，婚姻家庭继承仍是政治基本组织原则的组成部分，但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服从于君为臣纲，形成了关系制、官僚制的二元结构。官僚制能成为一元，是出于君为臣纲的专制需要。在最高权力上，仍然以关系制为主导，以下则是关系制、官僚制二元格局。最高权力以下的关系制的典型是任子制，官僚制的典型是科举制，隋唐以后，任子制、科举制基本上平分秋色。然而，科举制也陷入新关系之中，师生、朋友关系虽未获得组织原则的地位，但师生比于父子、朋友比于兄弟，是一种深刻影响着政治的孝友伦理。总体来说，西周以来，关系制的地位虽有所下降，但整体上的主导地位并未丧失，关系吏治生态始终居于支配地位。 关系吏治生态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权力的非理性化，主要表现有二：一是权力缺乏本体上的合理性，始终与君权的至上性同一，民始终是权力的客体；二是权力始终是社会关系的支配力量，社会始终是国家的附庸。国家不仅控制公权力，还授权并控制以尊长权为核心的私权力。公权力与私权力的对接实现了权力之治的全面贯通。 权力独大的分配格局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与关系吏治相适应，建立了土地天子所有制。在西周，封邦和采邑的最终处置权都在天子，天子有改封、夺封权，土田的交易也都要经过天子的批准。各级官吏所享有的实际上主要是使用权，但在封邦、采邑内部也有处分权，就所有权关系而言，可以说存在着层层授权的层级所有权。除了不动产外，天子赏赐的一些重要动产的最终所有权也归天子，其他动产的所有权才基本上归封邦、采邑，就是这些动产天子也有褫夺权。这样，财产随着权力的层层分配而分配。 世禄制解体之后，在统治阶级内部，财产随权力的分配更加多元化，天子的随意性更强，这是与专制、官僚制的发展相适应的。秦汉以来，天子享有所有土地的最终所有权，授田制是通行于平民阶层的基本土地制度，形成了土田这一通行全国的基于权力的财产分配。授田制与户籍制度相结合，逐渐确立了别籍异财之禁，由尊长代表的私权力进行具体分配。权力独大的分配格局全面形成，几乎取消了财产的独立性。 契约钳制社会生活 西周的契约观念最宽，控制也最为全面。与世禄制相适应，天子册封任命官吏的行为称为盟约，如在刑侯彝铭文中将天子对之的分封称为“福盟”，与之密切相关的世禄制自然也在契约的范围内。除政治契约外，人法上的婚约及财产法上的田邑交易、动产交易契约也都有专门的部门管辖。根据《周礼》的记载，婚约及其诉讼由媒氏负责；买卖契约即质剂由质人负责，诉讼则由小宰负责（根据西周金文，田邑交易契约都需要天子的批准或官方参与）；借贷契约即傅别的诉讼，由小宰负责；买卖契约、借贷契约判决的执行都由士师负责。在西周，政治契约的政治性是不言而喻的；婚约、财产契约的管理都还有较强的民事性，但分开的部门化管理具有明显的行政性质，体现了维护统治利益为主的意图，如兮甲盘铭文说，即使诸侯、百生（甥）不进入市场交易，违反市场规则，也要受到处罚。西周对财产契约的监控，是以国家对市场的控制为前提的。 秦汉以后，天子与官吏之间的关系不再被视为契约关系，而被视为前者对后者的单向支配关系，政治契约制度被废除了。民事契约也由西周时代的全面监控转向重点监控，主要有三类：一是婚约，二是不动产契约，三是奴婢、牲畜等重大生产资料契约。对不动产契约的监控，主要是授田制度、户籍制度的要求；对重大生产资料契约的监控则主要是为了保障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对婚约的监控，主要是为了保障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伦理原则的具体实现。天子对宗室、大臣及其子女的婚姻进行控制，体现了君为臣纲；婚约的主体和主婚人都是尊长，体现了父为子纲；婚约要遵循夫妻等级制、妻妾等级制，体现了夫为妻纲。凡违之者，一般要承担刑事责任（官员还要承担行政责任）。婚约蜕变成了统治者控制社会的工具，其民事性质和功能大大地被削弱了。 民事政治化的主要影响 民事政治化是政治、婚姻家庭伦理一体化的产物，人与人一般的社会关系不具有组织原则的地位。西方的路线则相反，首先强调人与人一般的社会关系，与政治领域相分离，建构了社会与国家，从而形成私法与公法的二元结构，婚姻家庭则成为社会或私法的特殊领域。社会关系一般与特殊的划分在近现代形成人格权、身份权的人法二元结构。中国古代政治、婚姻家庭伦理的一体化将公权力、私权力打通，将私权力作为公权力的授权，从而使之成为公权力的末端，社会被政治化了。这样就形成了纲举目张式的贯通性的专制权力之治，纲的关节点是君、臣、尊长，形成以各关节点为核心的层层支配、环环相扣、大大小小的权力王国。权力之治的基本法是律，其中的民事内容并非民法，支撑民事的并非民事责任而是刑事责任，不是补偿原则而是惩治原则。 民事政治化导致关系制主导、官僚制补充的吏治生态。这种吏治的宗旨将君主利益放在第一位，将家族利益放在第二位，成为吏治腐败的根源。吏治清明的要求总是从属的，条件是不能威胁到君主的权威。权力与家族利益的相结合，则强化了权力寻租的冲动。这种吏治生态对君主来说，中度清廉、轻度腐败才是最理想的，过犹不及。除了谋逆外，禁止家庭中卑对尊的检举、禁止非公室告，就是这种理想的一个体现，杜绝以下犯上才是最重要的。 民事政治化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臣民奴性化，消除权利制度化。贯通性的权力之治，使亿兆臣民都处于盘根错节的依赖和支配关系之中，除了君主之外，每一个臣民都是奴仆。臣民奴性化导致独立性的普遍丧失，使得民事权利极度虚弱，不可能发展成自觉的制度状态，其分配功能的制度化也就无从谈起。如果说近现代是权利本位型的话，中国古代就是权力本位型。中国古代虽然有一定的私法现象，但民事政治化消解了私法视界。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民商法研究基地、哲学博士后流动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