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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为人类做出过重大贡献。但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权丧失，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因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独立、文明、富强的现代化国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和追求。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和邓小平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共十五大报告对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历史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科学评价。学术界先后发表了一批研究毛泽东和邓小平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章， 但就这些文章的内容来看，很少涉及邓小平对毛泽东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一问题。本文拟在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赶超”思想、现代化思想和“两步走”发展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作一探讨，以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 一、对毛泽东“赶超”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所谓“赶超”思想，就是要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赶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使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思想，这是毛泽东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集体领导的核心，早在1977年，邓小平在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就提出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主张。［1］1978年12月13日，他强调，没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创新的干部，“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1］（p.143）此后，邓小平又多次在不同场合阐述了赶超西方国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如1980年1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拥有各种有利条件，一定能够赶上世界上的先进国家”。［1］（p.260）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赶超”思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邓小平的“赶超”思想是对毛泽东“赶超”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首先，从“赶超”的目标上看。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中国要“赶超”的目标。早在1955年，即国民经济恢复不久，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提出，“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2］后来，毛泽东又多次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号召，并指出，如果不能在一定时期内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将被开除球籍。［3］“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结束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多次提出将“赶上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他和毛泽东一样，对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强烈的紧迫感，认为中国已经落后于世界，如果再不奋起直追就有可能被世界淘汰。毛泽东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中国要“赶超”的目标，同时他又选择了当时最发达也最强大的美国和英国作为具体的赶超对象，所以毛泽东的“赶超”思想就是“超英赶美”。与毛泽东不同的是，邓小平一方面提出要赶超世界先进国家或世界发达国家，这是中国长期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又把中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一定时期内中国要赶超的具体对象，如他提出到21世纪中叶，中国要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方面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样，邓小平在“赶超”的目标上，就把长期要“赶超”的目标（世界先进国家或世界发达国家）和一定时期内要达到的目标（中等发达国家）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从而既树立了“赶超”的远大理想，同时又使“赶超”具有了一定的阶段性和实现的可能性。这无疑是对毛泽东“赶超”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其次，从“赶超”的内容上看。毛泽东主要是把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作为中国“赶超”的内容。1956年，他在谈到“赶超”美国时说，美国只有1.7亿人口，但一年能生产1亿吨钢，而中国有6亿人口，但只能年产400万吨钢，“美国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3］1957年，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两千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年产三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3］（pp.325~326）力图在钢产量上赶上和超过英国，这也是毛泽东后来发动“大跃进”并不断加大钢年产量指标（1958年1070万吨、1959年2000万吨~3000万吨、1960年达到5000万吨）的重要原因。在当时国家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钢产量远远不能满足工业化需要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把钢产量作为“赶超”的内容完全可以理解。但一个国家的强弱不完全是由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决定的，还取决于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多种因素构成的综合国力，而且一味强调钢铁产量有可能造成经济发展失衡，“大跃进”以“钢”为“纲”的教训值得认真吸取。尽管邓小平也认识到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方面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以及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1］（p.260）但他在确立“赶超”的内容时则是以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国力水平和富裕程度的通用标准，即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依据。20世纪80年代，他多次提出，到20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达到1万亿美元，人均达到800~1000美元，人民生活实现小康，到21世纪中叶，努力使国民生产总值达到6万亿美元，居世界前列，人均40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与毛泽东比较，邓小平的“赶超”思想不仅内容更加科学，更加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而且更加形象（如小康），更能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更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赶超”的积极性。 再次，从“赶超”的速度上看。“赶超”的核心是速度问题，也就是实现跨越式发展，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4］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国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可能。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4］（p.302）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这一思想，并从多个角度论述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意义。1978年9月，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指出：“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1］（p.128）他甚至认为，发展速度的问题，“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5］因为，只有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对内才能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的需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对外才能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邓小平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5］（p.356）毛泽东和邓小平虽然都十分重视中国的发展速度，希望以跨越式发展来“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在“赶超”的时间表上二人又有很大不同。毛泽东是在1955年提出“赶超”思想的。开始他认为中国要“超英赶美”，至少要五六十年，也许7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但到了1957年以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毛泽东不断缩减“超英赶美”的时间，甚至认为3年可以超过英国，10年可以超过美国。［6］后来，“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的巨大挫折使毛泽东开始反思急于求成、脱离实际“超英赶美”的教训，重新回到了他以前对中国“超英赶美”需要五六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估计上来。而邓小平提出的“赶超”时间表自开始就比较合乎实际，他认为中国要到20世纪末才能过上小康生活，21世纪中叶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至于赶超西方最发达的国家则需要中国人民的长期努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