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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形态考古引出 新发现、新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聚落形态思考出发，有哪些新的发现和认识？ 许宏：我接手二里头遗址的工作前，师从考古学家、原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先生从事城市考古。城市考古是聚落考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博士论文是在先秦城市考古的大框架下展开研究，所以我特别注重遗址的空间布局及其历时性的演变，接手二里头遗址让我得到了一个平台，将以前的学术思考加以实施。从聚落形态的角度来研究二里头遗址，会产生一套新的做法。比如，前40年，对二里头遗址的现存范围和面积等一直争论不清，从1.5平方千米到9平方千米的推测都有，并未在田野中经过勘查而证实。按照过去的建构分期的思路，会认为遗址中间遗存丰富的部分还没弄明白，边缘部分没有多少意义。而沿着聚落形态考古的方向，就换了一个思路。我接手后的第一个季度，就通过梳理以前的发掘资料以及新的发掘，确认遗址具体的、现存的分布范围。做起来实际很简单，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就第一次在二里头的平面图上标注出了遗址的大致边缘线，确定其现存面积约3平方千米。 确认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后，又在遗址西部进行了普遍钻探，确认了这里仅是一般居住活动区，没有大型建筑和贵族墓葬等，我们就将中心区锁定在了遗址中部和东部的高地上，以后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中心区。这就是纲举目张，对一个都邑一定要做其最重要的部分，才能掌握其发达程度和重要意义。然后我们又对前辈已经发掘、大家已熟悉的1号、2号宫殿进行补充发掘。 要感谢前辈没有像发掘一般聚落遗址那样竭泽而渔地挖到生土，他们发掘到最重要的遗迹表面就将工作停下来，又在记录中为我们留下了重要线索。沿着这些线索重新钻探、发掘，就有了一系列重大发现。比如，前辈已知道在2号宫殿下面有大型的夯土建筑，但是这一建筑究竟是什么样的，面积多大，结构如何，当时还不清楚。现在知道3号基址，至少是三进院落，长度至少150米，完全改变了我们对二里头宫室建筑演进过程的认识，以前认为独立四合院式的建筑结构比较简单，时间应该较早，而多重院落的建筑时代要晚，没想到更为复杂的建筑时代更早。两者中间还有一段废弃的时间，存在“重整旗鼓另开张”的现象，这样认识一下就提升了。 前辈已发现宫殿区东边的大路，但当时钻探了一百多米由于冬季麦田浇水就中断了，其后又因其他原因一放就是几十年。等到我拿起他们的记录翻检，从中“发掘”到了这条线索，继续追探，一条700多米的大道被发掘出来了。又有一个老乡说他家地里的麦子一直长得不好，我们一听就很兴奋，这很有可能是由于沉埋地下的大型基址夯土引起渗水不畅，导致麦子长得不好，钻探结果是宫殿区北边的大道。这样就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十字路口”，随后追探出了“井”字形大道。就这样，串糖葫芦似地有了一系列新发现：1号、2号宫殿前后都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由此确认宫城内存在两组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宫室建筑，而且在1号宫殿前发现的7号基址坐落于宫城城墙上，应该是宫城大门的门塾。二里头宫城，这座“中国最早的紫禁城”面积近11万平方米。在宫城南边又发现了一处官营手工业作坊，就是我所说的“最早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基地”，又新发现了绿松石制造作坊，其产品也是贵族专用的。这一系列新的发现都建立于聚落形态考古的方法论上。 《中国社会科学报》：二里头遗址发掘和研究是1949年以来广受关注的“典型代表”之一。怎样在考古学学科发展历程中认识二里头的工作？ 许宏：现在看来，1999年我接手二里头考古工作队后取得的新发现，并不是因为我本人多聪明或是偶然的机缘，实际上与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二里头遗址的工作与其他遗址一样，我们站在前人肩膀上，有共同的思考。陶寺、新砦、二里头、偃师商城、洹北商城等遗址的工作都是如此，二里头考古工作的进展是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一个缩影，应将其放到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大框架中来观察。目前，整个考古学学科，都在经历从以陶器为核心建构分期和谱系的所谓文化史研究，逐渐转向以聚落形态为主旨的社会考古研究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要将工作做深、做细，目前，二里头的考古工作恰好处于这个学科转型的节点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