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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的意义 在于其为“最早的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报》：夏朝是否存在、二里头遗址是否是夏都，如何回答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 许宏：关于《二里头（1999—2006）》，学界关注的几点，一是以聚落形态为中心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二是多学科合作的理念及付诸实施。譬如报告的主编之一、我们的合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就说，二里头遗址是目前中国多学科合作、“多兵种会战”规模最大、“兵种”最齐全的一处遗址。同时，也有学者注意到，报告在结语中仅仅一处提到夏，即“二里头遗址是探索夏商文化及其分界的关键性遗址”。 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的讨论属于阐释层面。在严谨的田野考古报告中，没有必要做过多的、个性化的阐释，应更侧重其资料性。包括一定时段内的“共识”、主流观点等在内的阐释都在变化，因此我们应该淡化这种争议。 《中国社会科学报》：摆脱“姓夏姓商”的对号入座式的研究与争论，应该如何在中国文明史特别是文明起源问题上认识二里头遗址的意义？ 许宏：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这本身已经非常有意义，其重要性不在于它是否为夏都。在整个东亚大陆从没有中心、没有核心文化过渡到出现一个高度发达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正好处于这一节点上。二里头的价值不在于最早也不在于最大，而是在这个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转折点上。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最早的“紫禁城”、中国最早的“井”字形大道即城市主干道网、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中国最早的车辙、中国最早的官营手工作坊区、中国最早的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等。从考古学本位看，这些已足够了，暂时不知道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并不妨碍我们对二里头遗址在中国文明史上所具有的历史地位和意义的认识。 关于二里头遗址博物馆的定名，我认为“二里头遗址博物馆”是最理想的，而且是国际通用的。二里头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必要再加任何前缀。至于其族属或王朝归属，还属于推论和假说而非定论，不宜放到正式的馆名中。 现在看来，二里头文化最新的高精度系列测年偏晚偏短，其主体或已进入商代的纪年。因此，二里头是夏都还是商都，学者可以提出不同看法，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排除任何一种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前提。在像殷墟甲骨文那样带有自证性的、当时的、丰富的文书材料出现之前，无法对一个考古遗址进行对号入座式的定性研究。我认为，殷墟之前的中原还处于“原史”（Proto-history）时代，有文字材料但非常零星，并不足以解决族属、王朝归属和具体的王朝发展阶段等狭义的历史学问题，此时仍属于传说时代；真正的信史时代是从殷墟开始的。对有争议的夏王朝的问题，我自认为是“有条件的不可知论者”。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春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