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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董仲舒以人心之名而得人之诚的说法，意指人的真实本性在于人心，而人本身又有仁与贪两种性质。 西汉儒学大师董仲舒对“诚”有着独到的认识，他提出“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诚。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苏舆解之为“诚，犹实也。言因名以得其实”。因人之名而可知人之实，那么信、真实仍是诚字在这里的基本含义，并与董仲舒“天人感应”之说相关。后者一方面以阴阳五行说为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又为汉武帝“大一统”的政治要求服务，于是，诚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与以上种种观念，均有曲折的联系。 董仲舒以人心之名而得人之诚的说法，意指人的真实本性在于人心，而人本身又有仁与贪两种性质。人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人本于天，天有阴阳之分，所以人之身也有阴阳之分，故有仁贪之性。人的仁与贪两种不同状态源于天道之阴阳，这很可能受到《易传》中“一阴一阳谓之道”观点的影响。仁为阳而贪为阴，但最终俱“与天道一”，所以仁为善与贪为恶，皆是源自于天的真实，并统一于人。董仲舒说的诚即天的真实性，进而由天下贯至人，人因此与天相沟通而获得其真实性。董仲舒肯定人性具有善与恶的双重性质，试图调和性善论与性恶论的矛盾。仁与贪在人的具体活动中，要通过人心的主宰作用来完成，所以人有仁心或贪心，还有仁人之诚与贪人之诚，这就是“以心之名，得人之诚”的意思所在。 董仲舒又认为 “天凡在阴位者皆恶乱善”，欲行仁善之正，就要使天在阳位，“故变天地之位，正阴阳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难，义之至也”。阳尊阴卑决定了治世比乱世重要，也决定了仁善比贪恶重要。从本性上看，人的本性（德）是义，人以心为主宰，养心以义为重，培养心的仁善去抵抗心的贪恶。董仲舒据此主张，人人皆应以义养心，并将之施行于政治。这是对孟子“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的继承。由“我”开始，自内向外地实行仁义，即是儒家推己及人的传统，由此则天下人莫不仁义，自然就能以仁善去除贪恶。最终效果，既是仁德之义的实现，也是建立政治秩序的要求。 在政治秩序方面，董仲舒强调阳主而阴从，并将每个人都放入这个系统当中，于是他所认可的理想政治秩序即是自上而下、阳主阴从地推行仁义，据此使仁善之诚得以最大化地实现，贪恶之诚则被压制。然而，贪恶既是源出于天之阴而为诚者，意味着从根本上其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否则有悖天道，且不符合董仲舒所谓阴阳相互交替出入的观点。既然仁善与贪恶俱为诚，统治者就要设法将“两在于身”的“仁贪之气”统一起来，并使之和谐。仁贪之别的根源在阴阳二气，此为天人共有，所以“为人主之道”，便在于放大“在身之与天同者”中的正面因素，“使德之厚于刑也，如阳之多于阴也”。即在政治上除了施行仁政以符合天之阳，也需要施行刑杀而符合天之阴，但对前者的倚重胜过后者，二者的结合与实施，就是理想中礼乐的制度化。 礼乐制度是外在的，以之保持内在于人的仁善之诚与贪恶之诚的统一，其实是追求内外合一，也即《中庸》的“合内外之道”。从天子个人的角度来看，仁善与贪恶也必然同存于其身，也应以其仁善去压制其贪恶，从而天子自仁，则天下皆仁。这里突出了皇帝的主宰性，是董仲舒在为皇权专制的合理性作辩护。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