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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之处，其最重要的一方面是在了解世界发展的总趋势中，结合中国情况提出一个系统的建设规划，当时的政界名流们大多理解不了他的宏图。经历百年风雨后，现今的中国经济发展证实了孙中山预见的科学性。 孙中山先生并不照搬西方的制度，而是提出“五权宪法”的主张，将监察权从立法权中独立出来；将考试权从行政权中独立出来，突出了监察与考试的独立作用。在孙中山看来，监察与考试是直接关系吏治的素质与清廉问题，因为民主法治是离不开人的操作，而操作民主法治的必须是一批德才兼备的管理人员，而且必须有一套切实可行的考核与监督的制度。 正是在以上政治思想基础上，孙中山制定出一套经济建设规划。他认为中国的工业建设只有在一个开明的、进步的政府领导下才能进行，没有一个开明、进步的政府便无法实现现代化，这也是清朝洋务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 孙中山认为工业建设一是要有规划，二是要有资金，中国的问题是缺乏资金与人才，为筹集资金就要借债并让外资进来，同时还要鼓励居住在世界各国的华侨参与中国的建设事业，因此必须实行“开放主义”。当时一提到借债与开放，许多人担心重新蹈入清朝丧权的覆辙。为此，孙中山于民国初年到各地演说，解释革命后新政府的开放与清朝的不同之处。他指出新政府是在“保全领土，维护主权”下推行的开放政策，与清朝的被迫开放是本质不同的。清政府借债所存在的弊端，主要表现在：1、国权丧失，无权控制用人、购料、管理等权限，而新政府的外债是公平协商的，是互利的，不涉及国权的丧失问题。2、清政府的借债缺乏公平商讨，利息、折扣、红利、酬劳等的制定，往往由外方制定，不是互利的。如当时国际贷款的利息一般为二、三厘，而甲午战后的外债是四厘半至五厘，折扣是八五折，红利的索取也高于一般外债。3、清政府的外债常由海关或厘金收入作抵押，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经济权利，而革命后民国政府的贷款不用抵押，是在保护主权下的协定。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认为应将经济建设提到日程上，他暂时滞留国外不断向外国媒体申明中国的实业建设之计。在1911年11月与《巴黎日报》记者谈话中，提到推翻清政府后，“以和平手段促进中国进步，实为吾党本愿”。他提出发展经济，整理财务，开发自然资源等。因为国家资本有限，只有吸引外资与外国人才，才会得以顺利前进，所以此后必然希望得到世界上先进国家的援助。1912年9月，孙中山又在与路透社记者的一篇谈话中明确提出中国实行开放政策的原则是：“开放中国本部全土，以供外人营业，无须复用护照。惟须订明寓于通商口岸以外之外国人，应服从中国治权，并设立特别法庭，以审关涉西人案件。”（《孙中山全集二卷》453页） 孙中山还针对有人担心此后中国经济兴旺后是否会“祸及全世界之商业”的疑问进行答复，他说：“中国果能日臻发达，则全世界之情况均可借以进步。”当时的《民立报》立即将孙中山与路透社记者的谈话刊登出来。由于民国初年各派政治力量的纷争，使孙中山的建设思想并未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而孙中山仍然不懈地到各处演说。同年，他在安徽都督府欢迎会上又再次强调，只有实行开放主义，才是迅速发展实业的必须之路，指出美国、日本的发展都是采取开放与吸引外资的。“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物质上的文明，外国费二、三百年功夫，始有今日的结果。”孙中山认为中国若采用开放与引进外资，不必费很多时间便会进步，这是很合算的捷径。如果民众对于引进外资不放心，担心政府贪腐，他主张政府将借款的用途定期由财政部公布于众。可惜的是袁世凯只关注建立独裁统治，在国会中排斥国民党人，对孙中山的建设热情不屑一顾，在宋教仁被杀后，使孙中山又举行了反袁的“二次革命”。只有在第二次护法战役后，孙中山才得以在上海继续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建国方略。 在引用外资方面，孙中山提出应该以修铁路为先，中外可以协定合同，原则是在维护主权，不涉及国际纠纷的前提下，批准外资保修某条铁路，修好后可以享受某些利益，中国政府于三十年或四十年收回。即使这一主张也受到很多人的反对和不理解，孙中山曾幽默地说，一说借款修铁路，四万万人中几乎三万万五千万反对他。他再三解释说，问题的前提是主权在谁手中的问题。国家的发展权操在自己手中，便不会发生清末的丧失权力问题。 中国兴办实业从何处入手？孙中山多次强调以修建铁路为先，修铁路需要资金，而在资金短缺情况下，他并不主张将大量资金投放到铁路方面，认为那样势必影响金融业与其他行业的发展，结果一事无成。孙中山倾向用外资修建铁路，以“批办”的方法比较好。借鉴以前某些欧洲国家利用外资，用批办合同修建铁路的办法，如法国的铁路曾批给英国修建；日本、意大利、西班牙、秘鲁等国也曾批给外国人修建铁路，约定若干年后收回，中国都可以借鉴。开放后的中国只有成为吸引外资的场所，才能以高速度发展经济。半个多世纪后中国人常说的“要想富先修路”的口头禅，就说明开发交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其实孙中山并不是只强调修铁路的建设，同时还主张港口的建设，与开发矿产，讲求农业，改良工艺等都不可放松。在开放主义与农业的关系方面，孙中山从来没有轻视过农业的现代化问题，他提出过治国的大本是：“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力，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很早便提出工农业是中国经济的命脉。孙中山认为引进外资不仅指货币，还有先进的机器。机器也不仅是工业机器，也包括农业机器，为让农民掌握机器耕作，普及农民的科学知识又是必要的。孙中山在这些方面都是有所论述的，20世纪初孙中山又倡议在广东设立农学会等。他把建设的规划绘制成图，让人们看到一方宏伟的建设蓝图。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关方面根据孙中山的建设思想绘制的蓝图，已成为珍贵的收藏品，它不仅见证孙中山伟大的近代化建设宏图，也见证他的科学预见性，要达到孙中山所有的建设规划，正如孙中山呼吁的：“非用门户开放主义不可”。 开放主义是一种国家的外交政策，它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孙中山于民国元年便对西方记者谈到，外交上的开放首先是裁去以前的所谓“通商口岸”，民国后不存在什么限定的通商口岸，只有外交政策上的开放。他认为实行开放必须防止清朝所采取的狭隘民族意识，清朝与明朝的不同之一，是明朝“不厌恶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外国商人可以在全国各地自由游历。在明代排外意识是不存在的。”而清朝“改变了传统的宽容政策……立意要排斥外国人，希望中国人憎恨他们，以免因受外国人的启迪，而唤醒了自己的民族意识。”（《孙中山全集一卷》555页）可以看出，孙中山所主张的开放主义，并不是只限于经济的建设，而是立国的方针，是当时中华民国的基本路线。如果当时没有保守势力的干扰，中国会在孙中山的路线下于二十世纪初，便走向现代化的民主国家。同时，孙中山还提出过中国强盛后，对世界应负的国际义务。由于当时的中国现实情况，孙中山是以“救国救民”为主要任务，但是其国际义务的思想也不时有所体现，主要为“平等”、“锄强扶弱”。“平等”即主张民族与国家间的友好相处，反对恃强压弱；主张扶植弱小民族。当然对于强与弱的标志需要有国际认可的明确界限，不一定强盛便代表压弱，经济落后便代表被压或弱小，要从实际出发，以一颗诚意之心，实现“锄强扶弱”，这才是孙中山先生的本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