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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一九四二》放映前夕，有报社记者找到我希望就相关史实问题做个访谈，进而追问中国人是否对过去的自然灾难已然失忆。我的回答是不。相反在我看来，中国恰恰可能是一个对灾难记忆最丰富、最持久的国家。尽管在当代中国一部分所谓的知识精英或少数官员那里，在我们的教科书中，这样的记忆确实显得有些淡薄，但那不代表中华民族整体。从历史上看是如此，从现实生活中看也是如此，否则冯小刚、刘震云手里的题材就只能是凭空虚构而一无所据，尽管其中很多表述也的确偏离了那个时代的真实境况。遗憾的是，我的这一肯定性答案原初是作为那次访谈的标题刊发的，但最终见报时却被改为“近代史教科书中对于灾难的记忆被遗忘了”。 这一改动当然无误。在近现代的历史研究里面，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的确确很少去讨论灾荒问题。据目前所知，民国时期只有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等少数著作提到过光绪年间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即饿死千万人左右的“丁戊奇荒”。此后的同类著作，尤其是建国以后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里，我们很难再看到有关灾荒的细致描写了。李侃、龚书锋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史》析出一定篇幅概述此事，也是在学界对此有了充分研究之后才增补的。这种“灾荒缺失”的缘由，可能在于以往那些教科书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这两大主要矛盾去书写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对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尤其是由此引发的灾荒问题，则被放在一个极为次要的位置，仅仅作为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背景因素约略提及而已。 但是这个判断又容易遮蔽历史，造成对中国灾难记忆历程的误解。且以当代中国为例。在这样一种凝结中华民族灾难记忆的进程中，全国各地的政协文史资料就曾起到过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应该算得上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先行从事灾荒史研究的重要阵地之一，并且以其“亲历、亲见、亲闻”的特色而形成自身独特的风格。 众所周知，传统时代的中国史家对于灾荒的记述和研究浓缩于历代正史之灾异志以及后起之地方志的“灾祥”、“灾异”、“祥异”等卷、篇。从1920年代起，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灾荒史研究逐步兴起，而且流派纷呈，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从自然科学角度探索灾害规律的竺可桢（参见《竺可桢文集》），从历史学角度总结中国历代救荒思想与政策的邓拓（《中国救荒史》），从优生学的角度解析灾害对民族素质之影响的潘光旦（《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以及运用马尔萨斯人口学理论对1928年西北大饥荒进行人口学调查的蒋杰（《关中农村人口问题》），此外还有以资料整理见长的陈高庸（《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等。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文社会科学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对比较沉寂，而全国各地来自地震、水利等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为服务于当时国家的经济建设和防灾减灾工作，几乎举国动员起来，对历史时期的自然灾害史料进行大规模的整理，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自然灾害的演变规律和空间分布特征，进而对未来灾害的可能趋势进行中长期预测，取得了极为丰富的成果。其集大成之作，即是《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以及顾功叙主编的《中国地震目录》。这些于改革开放前后大体完成的学术工程，至今仍是国内外学界进行灾害分析和宏观预测最坚实的数据基础。 相形之下，同一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在这一领域，除了零星发表的学术论文之外，至多只是作为前者的助手，协同整理灾害或气候史料。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教授在历史学领域大力倡导灾荒史研究，牵头成立了近代中国灾荒研究团队，先后出版《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灾荒与饥馑》以及《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等著作，并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灾荒与辛亥革命》这一经典性的论文，终于重开此一久已荒废的学术园地，为中国灾荒史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但必须强调的是，该团队对灾害文献的整理以及对某些重大灾害的揭示，曾经利用了不少来自文史资料的记载。这表明在此之前，全国各地的文史资料已经对此一问题多所关注。如1960年代初期出版的《广东文史资料》 ，即先后刊发陈卓凡《抗战后期潮汕的天灾人祸》（第8 辑）和吴华胥《1943年潮汕旱灾见闻》（第11辑）两文。稍晚还有陈振梅等《一九四三年揭阳县米荒记述》（《揭阳文史》第2辑，1985年），罗炳筹等《一九四三年（癸未年）陆丰大饥荒惨状史实》（《陆丰文史》第1辑，1986年），以及吴柏治的《读“旅韶同乡会”致县长的信一一综述民国三十二年之大饥荒》（恩平文史）第15辑，1987年）等。据陈卓凡一文披露，此次广东灾荒，全省约饿死300万人，其中潮汕地区竟多达50万以上。其人口死亡规模并不下于同时发生的中原大饥荒，然而迄至目前，学界对此次灾荒的研究却远不及后者。 记得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李文海先生主持编写《中国近代十大灾荒》，此书于199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奉命撰写其中部分内容的初稿，如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1920 年华北大饥荒、1938 年黄河花园口决口以及1943年中原大饥荒等。其时尽管已经有了《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及其《续编》作为资料基础，可是就每一次特定的灾害来说，要想更加全面地了解灾情，探讨灾害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各阶层的救灾状况，仍有捉襟见肘之感。偶然在书摊上找到一本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天遣洪荒：凶年灾祸卷》，其中赫然列有抗战时期河南《前锋报》记者李蕤的灾情通讯集《无尽长的死亡线》，深为其中的内容所震撼，而它的出处正是《河南文史资料》（1985年第13辑）。据篇首编者按，该通讯集最初以“本报灾区通讯”的名目连载，署名“流萤”其后于1943年5月辑成单行本，题名《豫灾剪影》。此次除全文收录之外，还加上该书出版后作者在《前锋报》另外发表的《粮仓里的骨山》，其副标题为“汝南的实情和大贪污案”。此文对那些“在人民的沉重负担外更剔尽他们的骨缝，把千万人的脂膏都吞进他一二人的肚子”的贪官污吏，进行了有力的鞭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由当时被视为“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知识青年，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留给后人的灾情报道，是我迄今所见最为震撼人心的灾荒史文献。其中许多惨绝人寰的细节，一睹之后，终生难忘。 正是受这份文献的启发，我跑到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报刊部按图索骥，结果却发现不少当时在河南发行的其他地方报刊，如《河南民国日报》、《河南政治月刊》、《银行通讯》等，其中对1942-1943年河南灾情的报道，虽然逊于《前锋报》，但是相比《大公报》等全国性的媒体，还是显得更及时，更详细。很显然，如果没有《河南文史资料》的转录之功，这样的信息恐怕还要尘封更长的时间。事实上，如此珍贵的《前锋报》，今日除了李蕤的后人宋致新藏有较完整的版本之外，其他地方已难觅踪影。 应该指出的是，此次灾荒，就其类型而言，并非纯由旱灾所致，还有随之伴生的特大蝗灾，不少文史资料称之为“过蚂炸”。就其涉及的地域而论，也不限于河南的国统区，而是包括敌占区、游击区甚至抗日边区在内；更不限于河南，而是包括河北、山东、山西、陕西以及苏皖北部地区。连临近的湖北省部分地区，也因灾区粮食严重匮乏、粮价飞涨，而遭受饥荒的威胁。所有这些，在相应地区的文史资料中或多或少都有反映。其中山西《高平文史资料》第1辑（1986年印行）刊发的《民国二十三年灾荒侧记》，以作者李玉振个人的亲身经历和他在解放后利用职业之便在家乡各处追访的结果，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幅因日寇蹂躏与蝗旱肆虐而造成的高平人民饥馑流离的惨痛图景，其中提及的人吃人事件，如“子食母心”、“煮吃小孩”、“火烧人肉”、“父母食婴”等，令人不寒而栗。 很显然，1942-1943年的大饥荒，其实际情形远比冯小刚电影所揭示的要严重得多。如果与前面提及的广东大旱荒联系起来，从中就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年份，也就是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干百万中国人民所承受的究竟是如何巨大的灾难。这是由文史资料早就披露的事实，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对这一事件理应进行的更系统、更全面、更深入的学术研究，实际土还没有真正起步。 检索《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篇目索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我们发现，近代史上其他一系列重大饥荒事件，也能从文史资料中找到相当丰富的记录。以旱灾论，则主要有1876-1879年光绪初年华北大饥荒（即丁戊奇荒），1900年庚子大旱，1920年华北大祲， 1925年西南大饥荒（波及四川、贵州、云南、湖南等省，或称“丙寅大荒”），1934年长江中下游大旱，以及1936-1937年四川大饥荒（因这两年的干支纪年分别为丙子、丁丑，故当地又称为“丙子年大荒”或“丙子干丁丑”）等等。其中1925年和1936年两次饥荒，今日的研究依然薄弱，很多读者甚至闻所未闻。我在1994-1997年研究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时，曾根据《申报》的相关报道，推断1925年四川等省死于旱疫的人口约在115万左右，但是对1936-1937年四川大旱的死亡人数，因为没有掌握充分的资料不曾妄言，尽管也有人估算约有100万人沦为饿殍。但从最近搜集到的四川地方文史资料中有关此次大灾的描述看来，后一种说法井非没有根据。据刘沛鸿《富顺县“丙子干丁丑”惨况纪略》一文估算，1937年该县因特大干旱和洪灾造成的死亡约在8万人左右，人口绝对值较上年减少45678人（《富顺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1988年，第58-61页）。石懋修《丙子年饥荒纪实》，依据当地老人的回忆，估算原南江县、今旺苍地区约有8000多人饥饿而死，各村死亡占总人口的比例，最低的为14.83%，最高的达63.9%。其中有一长段饿极村民灭绝人伦的人吃人记述，令人不忍卒读（《旺苍文史资料》第6辑，1988年）。苍溪县一位小学教师发现此类惨剧后报告乡公所，反被骂“多管闲事”，于是返校于粉壁上题诗一首：“民廿五年，凶荒凄惨。野无青草，民生何安！政府不管，听其自然。告知地方，反说讨厌。早死吃死，终人深渊。题璧于此，后人知焉。”《（凶荒、饥馑、流亡惨史见闻四则》，载《苍溪文史资料选辑》第l辑，1988年）正是凭借文史资料的搜录之功，我们在七八十年后的今天，还可以听到一位名叫彭子容的小学教师于大灾之年发出的愤懑之声。 旱灾之外，水灾的内容，在各地文史资料有关灾害的记述中也占有很大的比重；他如瘟疫、地震、雹灾、火灾、台风、山崩、泥石流等形形色色的灾害，也都有或多或少的记录，而且往往为其他文献所不载，是研究地方灾害史很有价值的补充资料。限于篇幅，此处不再一一说明，而是将焦点转向抗战期间一次为患九年、影响深远的黄泛灾害，即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口。 众所周知，这是一次典型的人为灾害，但它毕竟是以自然力量的成灾形式出现的，即所谓“以水代兵”，而且此后对黄泛区的自然环境和灾害形势造成持久的影响，理应作为灾荒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我们在涉猎这一事件时，由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对于资料的查询有极其严苛的限制，又远离北京，难以发掘大量的档案，故而所能依据的主要文献，除了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委托韩启桐、南钟万等撰写的《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等调查报告，《大公报》、《申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以及几份河南地方报刊之外，对于决口内幕情形的揭示，主要就是《江苏文史资料》第2辑刊发的黄铎五《抗日战争中黄河决口亲历记》和《河南文史资料》第2辑上的徐福龄《蒋介石在黄河上犯下的滔天罪行》这两篇回忆文章。最近一段时间委托我的研究生查阅相关资料，结果发现，早在1986年，《郑州文史资料》第2辑即辟有《黄河花园口掘堵专辑》，厚达240页，可谓喜出望外，亦觉“相见恨晚”。这本由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志编委会总编辑室王法星等人辑录的史料汇编，不仅包括“决口的内幕资料和当时有关言论”，还对1946至1 947年的堵口情况以及国共双方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等多方力量围绕堵口而进行的政治和军事斗争资料，进行了广泛的搜集，其中“有报刊上公开的报道和述评；有当事人的日记和回忆录；同时，还收录了档案中关于黄河谈判的记录等重要文献”，共约100多件，且按原样编印。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再一次“以水代兵”的图谋，只是这一次，其水淹的对象不是看起来势不可挡的日寇，而是生活在黄河故道多达五六十万的解放区民众。其时若能有此专辑，我们对此一事件的评述将更有说服力，抑更加客观。 天灾也好，人祸也罢，人类在灾害面前井非总是束手无策，往往也会动用可以利用的物质和人力资源予以应对，并形成相应的救荒机制。近代以来，中国救荒机制的一个重大变革，就是始于晚清的新型民间救灾力量的兴起，时人称之为“义赈”。至1920年代，这类义赈队伍大部分又汇聚到“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的大纛之下，相互合作，协调行动，一度成为活跃于中国境内的最大规模的民间救灾组织，蜚声海内外。近年来，经过相关学者的艰苦努力，这一新兴救荒活动的真貌，已经越来越清晰地显现于世人面前。人们甚至以此作为参照系，对当前中国社会力量参与救灾的各种行动进行更加深刻的反思。但是建国后将此一行为首先揭橥于世的，并非后来的历史学家，而是曾经经历其事的当事人。我们在撰写《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的第六篇《北疆浩劫》的过程中，曾参考过该团体创始人之一章元善的回忆录《华洋义赈会的合作事业》。此文写于1979年1月，刊于1982年的《文史资料选辑》第80辑，应是建国后第一篇全面回顾和系统总结华洋义赈会合作事业史的文章。与1990年代末以来学界有关该组织的研究不同的是，此文并未将叙述的重点放在筹款赈灾这一应急性的救荒事业之上，而是聚焦于该组织的另一重要活动领域，即以中国乡村合作事业为中心的防灾建设。当时叫做“建设救灾”。这突出显示了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灾害防御的前瞻性认识。文中对培育“农人互助自立体制”的强调，对政府、商界和民间救灾组织在合作事业建设中多元复杂的博弈过程所作的揭示，其史料价值自不必多言，即便对于当今的减灾事业，也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不过，最早涉及旧中国民间救灾组织的，大约还要追溯到前文提及的《广东文史资料》第8辑。该辑登有陆羽所撰《广州的方便医院》。顾名思义，此文似与救灾无关，但是作为解放后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这所医院其实乃是清末民国闻名华南的当地最大慈善团体，其最初也是后来最重要的职责就是从事防疫治病等公共医疗卫生事业。该院系光绪二十五年（1899）穗城疫房流行之际南北行（中药业）、金丝行（丝绸业）、三江行（土货业）等当地商贾募捐筹办，原名“城西高岗方便所”，后因得到旅港商人的大力捐助，于1901年改名为“方便医院”，国内外的捐款，尤其是海外华侨的捐助随之纷至沓来，规模渐巨，业务渐广，由最初的收敛死者、医治危重病人，发展为留医、施药、急赈、救灾、施棺、施茶、施粥、招待病侨、代收华侨骸骨等，甚至遇到重大灾害，如风灾、火灾、水灾、兵灾以及轮渡沉没等，也都组织救护队、掩埋队至现场进行抢救和善后工作。连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地发生疫症，同样派医协助救治。1911年“三二九”之役后七十二烈士之葬于黄花岗，即系该院所为。据称该院档案资料已经散失殆尽，故此文对于管窥近代华南民间社会力量之兴衰，殊为珍贵。 民间组织在近代救灾事业中所起的作用，的确值得灾害史家们大书特书，近年来已经涌现出一大批这样的成果。不过，对于此类组织，我们当然不能像过去那样把它看成是资产阶级或统治精英送给民众的“鸦片”或“麻醉剂”，但似乎也不能完全无视其自身的复杂性。鉴于这类救灾活动和慈善组织大都和商人、企业家联系在一起，所以，当我们开始研究晚清义赈，尤其是盛宣怀的“盛氏义庄”与其企业活动的关系时，总怀疑此类活动有可能是其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这里并非指的是这些义士借助救灾行为积累的社会资本，而是实实在在的货币资本的转换，但苦于找不到线索和证据。近日查阅上文提及的《广州的方便医院》一文，其中提到的慈善基金管理中存在的一种“‘非贪污’的舞弊”现象，颇值得留意。比如“直接管理海外汇款的人，在接到汇单以后，由于外汇市价天天不同，以高价卖出，以低价人账，这也是尽人皆知的事，但却是任何查账员也查不出来的”；此外，“利用外汇进口货物，进行套汇牟利，指定商号购买药材，指定商店购买日程什货，利用汇款贱价趸存物资，过后高价卖给医院等等，都是人所共知的秘密”；更不用说，“利用方便医院的名义，在香港运进广州的捐献物品或其他物品中，夹运手表等贵重商品，每年所获利益，比方便医院捐款还要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除了搜录民间文献，刊载当事者的回忆录之外，各地文史资料中尚有大量出于地方文史工作者之手的研究性论著。这些论著，或者是针对某次特定灾害事件，灾害类型，或某一地区总体灾害状况，就其成因、灾情以及社会反应和救灾过程进行较为系统的综述和分析，或者利用各种文献、实物，如方志、档案、碑刻、父老传说、亲身经历、实地访谈等，以及在前文提及的各类已经整理出来的气候、灾害史料汇编中摘出有关当地的记载，然后按时间顺序进行编排，或列表，或枚举，以反映几十年、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时间内各所在地历史时期自然灾害的总体状况和演变大势，属于史料汇编和资料整理类型。前者以熊辛喜《古大同灾荒小史》 （《大同文史资料》第15辑，1988年）最为典型；后者就规模而言，当属1984年《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推出的甘肃灾害专辑为最，其中收录赵世英整理的《甘肃历代自然灾害简志》和《甘肃地震纪略》，所收资料涵盖的时间分别为公元前193年（汉惠帝二年）至1949年、公元前780 年至1982年，另有《甘肃历代自然灾害简述》和《甘肃地震概述》，对其时空分布规律进行初步的探讨。其实，像《甘肃地震纪略》这样将研究时限下延至解放后乃至当下的情况，无论是在研究性著述还是资料汇编中，都很常见，还有不少专门针对当代中国各地重大水、旱、地震、瘟疫等灾害所写的调查报告，有助于促进将当代中国的灾害问题纳入研究的范围。 另一方面，这些研究，之所以将某一地区自古迄今的灾害现象置于一处进行讨论，而不是像一般历史教科书那样，以重大政治事件割断其中的联系，其目的在于以此为基础探索灾害的周期性变动规律，进而对未来的灾害进行趋势性的预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由郭瑞升先生搜集整理的一则短文，名为“中国每隔二十至二十三年间发生一次特大洪水的史记”，刊于1990年浙江《兰溪文史资料》第8辑第110页。该文篇幅不大，总共也就三四百字，但却利用时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的竺可桢先生于1931年水灾之后发表的研究成果（其中涉太阳活动与长江流域特大洪水的相互关系），结合1887年以来这一区域历次发生的特大洪水事件，包括1954年长江流域大水，1975年河南驻马店大洪水，进而推测“下一次考验，将在1998 年左右”。这与1992年地震出版社出版、马宗晋等主编的《中国减灾重大问题研究》一书中对这一时段灾害形势的总体判断相当一致。不过，由于对历史时期洪水灾害大小轻重采用的衡量标准不尽一致，人选的有效洪灾事件也会不一样，据此按22年太阳活动周期所进行的预测，结果也会有所不同。如1984年5月中国科学院院士翁文波撰写的《预测论基础》（中国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从华东、华中地区1920 年代以来发生的四次特大洪水中，选择其中的6 次一一即1827、1849、1887、1909、1931和1969——进行推算，认为“1991年华中地区可能水涝”（该书第125页）。但这样的不一致，并不意味着此类预测纯属臆断，毕竟它们都是在实际灾难发生之前做出来的，因而也就提各种看似偶发的灾害事件之间客观上有可能存在的有机联系，也提我们过去对于自然灾害的研究还不够扎实，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但无论如何，文史资料在这一方面也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接下来需要讨论的，应是文史资料之资料的问题了。这里一方面涉及的是相关灾害记述的文献来源或种类，另一方面则是隐藏在此种资料背后的主观意向或灾害认识的问题。 文史资料之有别于其他文献，其最大的特点，不仅在于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大凡各地近现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教、卫生、民族宗教、名胜、文物、风俗人情、帮会组织、社团活动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被及，从而散发出类似于改革开放后逐渐兴盛的社会史流派的诸多特色，更在于其在史料征集过程中坚持的“亲历、亲见、亲闻”这三大原则，着重民间文献和基层社会集体记亿资源的挖掘、利用，因而与今日风行于全国史界的历史人类学风格十分地相像，甚而可以说它就是一种特定类型的历史人类学。如此特色，在其对于灾害的记述中同样十分明显，从前面的介绍中，大约也能够感受到其史料菜、源的地方性、民间性和多样性、丰富性。其中，既有发生于灾害及救济过程中的报灾呈文、纪灾诗、灾情图、徽信录、日记以及新闻通讯、时评等，也有灾后用以警醒世人的“荒年歌”、“米粮文”、花鼓词、歌谣、戏文、尤其是碑刻，有时连家谱序言或县志眉批中有关灾害的记录也被搜剔而出，更有大量灾害亲历者或幸存者的事后回忆以及各地有心人对亲历者的访谈（也叫口述）。与官书、正史、志书等对于灾害的自上而下式的简略记载相比，这些来自基层、源于民间的文献，给我们所描绘的，是更加丰富、更加细致，也更为震撼人心的灾难场景。 此类文献，例如碑刻，今日的学者搜寻起来，颇显艰难，可实际上其数量之夥，有时远远超乎想象之外。如河南《林县文史资料》1986年第2辑选辑的《林县灾情实录》，即收录了清代民国时期有关旱灾、煌灾、地震、水灾的碑刻12通，最早的是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的“剥榆歌”，最晚是1913年任村尖状龙王庙水灾碑文，但是数量最多的还是光绪初年的灾荒碑。这在河南、山西、陕西等省其他文史资料中也多有发现，足见其灾情之重、之广。就回忆和访谈而言，有时其主要内容并非口述者亲身经历，而是从祖辈和长者那里听闻得来的，由于这些口述者本身大都已经超过花甲之年，多有耄耋之人，其追忆的内容往往又是少年之事，他们所听闻的祖辈曾经亲历的大灾大难，其发生的时间就更为久远了。借助于这样一种绵延不绝的灾难记忆之链，我们就可以从l929年的“十八年年馑”，追到1900年的“庚子大旱”，乃至l877年的“丁戊奇荒”（参见李景民《听老人们讲述的光绪三年年馑》，《铜川郊区文史》第5辑，1988年），于是，从曾经生活在一起的几辈长者的口中，我们就可以勾勒出一部某一地区近百年的灾荒历史来。 事实上，当下对于过去灾害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又何尝不是一种灾难记忆的重建。即便是灾时形成的相关文献，亦可看做是对于灾难的即时记忆，如果这样的理解大致不误的话，我们就可以把灾时的新闻、档案，灾后的碑刻、歌谣，以及很久很久以后的回忆和学术研究，都纳人到灾难记忆的谱系之中，它们大体上反映了人类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对于某次特定灾害的记录和记忆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种灾难记忆谱系或灾难话语中，我们不仅要看到其中的连续性，看到其超越政治事件的内在脉络，还不应忽视其中发生的断裂，不应忽视政治事件对这种灾难记忆的重构和再造。通观建国以前的荒年歌、灾荒碑文等，它们的基调都是在劝诫后人勤俭节约，防灾备荒，所谓“述是患而预防”，警告后世“处丰而有馀一馀三之道，处歉而有因荒备荒之者”（王顺元《荒年实录碑》，见《辉县文史资料》第1辑，1990年），或者“再遇此凶年，绝宜早逃荒，若不舍故土，命不得长久”（见前引《林县灾情实录》），因而这样的记忆，完全可以看作是传统中国减灾救荒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于灾荒的回忆和访谈，当然也有这样的目的，但是它的另一个更加鲜明、更加突出的主题，则总是与今日的美好现状进行对比，借以论证和突显“新旧社会两重天”。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总体事实来说，这一论证并无大的问题。但是将这些文献汇总一处，又难免给人一种模式化的刻板印象，而且也会影响到人们对于过去的回忆内容。也就是说，大凡涉及到旧中国发生的灾害及其救灾活动，包括政府救灾或慈善事业，更经常的是给予负面的评价，而对于解放后的灾害，则往往偏重于自然要素的异常变动，如水情、旱情等，对于相应的救济活动，更是称颂备至，少有批评和反省。尤其是涉及当下中国饥荒史领域似乎最为敏感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许多文献，要么对其影响三缄其口，要么含糊其辞，或者以“这是许多人都亲身经历过”这类的借口一笔带过，给人一种“讳莫如深”的感觉。以至于从事这样的研究或相关成果，大都只能在海外进行或出版，而此次灾害造成的人口死亡总数，也在层出不穷的研究中众说纷纭。有学者因此把这一过程称之为“猜大数”运动。究其实，这与建国以后占主导地位的灾害话语模式所蕴含的内在逻辑并无二致，因为这种灾害话语，原意是要说明“新社会甜，旧社会苦”，但久而久之，就变成了新社会已经不可能、也容不得任何之“苦”，一旦有“苦”，新社会就会遭到质疑。殊不知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并不在于这个社会有没有灾害，甚或重大灾害，而在于如何更加及时、更加有效地应对这类灾害，并从中汲取教训，防患于未然。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