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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的迁移也反映人口迁移或民族的迁移。比如汉高祖刘邦的祖籍是丰县（今江苏丰县），他父亲长期生活在丰县。刘邦做皇帝以后将父亲接到关中，尊他为太上皇。但太上皇却闷闷不乐，表示住在关中不开心，因为听不到乡音，看不到邻里斗鸡遛狗，吃不到路上卖的饼。于是刘邦下令将丰县居民全部迁至关中，为他们建一座新城，完全模仿复制丰县。据说复制非常成功，移民将从家乡带来的鸡狗放在城里，都能找到原来的窝。这座新城被命名为新丰，就这样，丰县的地名被搬到关中。像这样的例子历史上不止一个，所以我们往往能看到早期地名从北方搬到南方，从中原移到边疆。 北京郊区有很多以山西州、县或者小地方命名的地名，是因为明朝初年有大批山西移民，整体迁到北京郊外，所以留下很多山西地名。但是这样一种地名搬家也出现过败笔，我认为最大败笔是乾隆皇帝把西域改名为新疆，“新疆”原指在贵州境内一片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后来被设置为几个县，所以当地称之为新疆。乾隆年间，天山南北路平定之后，西域被改称为新疆，以后建省时也用了这个名称。这当然是乾隆皇帝为了宣扬他的赫赫武功。尽管这不会改变新疆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历史事实，但还是授人以柄，增加不必要的麻烦。外国有人攻击我们，说中国到乾隆年间才占有新疆的，因为你们自己都承认新疆是你们新的疆土。其实清朝学者已经发现漏洞，所以他们解释为“故土重新”，但这也可以解释为左宗棠从阿古柏叛乱中收复新疆。这至少是改地名的败笔，如果沿用西域，与2000多年前一致，岂不更好！ 还有很多地名本身就记录了一段历史，最典型的，是今山西、河南两个县的名称：闻喜和获嘉。闻喜本是西汉河东郡的曲沃县，汉武帝经过时获悉平定南越叛乱的喜讯，即改名闻喜。当汉武帝行经河内郡汲县新中乡时，又传来了发动叛乱的南越丞相吕嘉被俘获的消息，即下令在此新设一县，命名为获嘉。类似地名还有很多，每个地名都记录了一段历史。 又如重庆本来叫恭州，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正月，孝宗之子赵惇先封恭王，二月即帝位，为光宗皇帝，称为“双重喜庆”，于是升恭州为重庆府，重庆由此而得名。所以有很多地名，如果仔细了解研究一下它的来历，往往就是对本地历史的重要记载，有的甚至是很重要的篇章。 同样，地名在对外关系上也有表现。最典型的是解放时被称为镇南关的地方，为了表示与越南的友谊而改名睦南关，以后为了突出与越南“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又改为友谊关。20世纪80年代，我去友谊关考察，越南大炮把友谊关屋顶打穿的洞还在，那时候看到友谊关这几个字感到啼笑皆非。但是最近去的时候，不仅友谊关楼已经修好，而且我已经能够站在新划定边界线上照相留念了，现在至少这个关的确是友好的。 地名在民族关系上也有表现：解放被称为绥远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改称为呼和浩特；比如乌鲁木齐原名是迪化。有的不一定改，却反映了民族关系的历史事实。清朝实行改土归流后，新设了一批府级政区，在命名上都看得出，比如湖北恩施，所辖县原来都是土司，新设府县被看成朝廷施的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