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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相与清末民初政治 照相技术自1839年在法国问世，1844年由法国传教士南格禄带入上海，以后在中国逐步传播开来。1852年，上海隆泰洋行开设照相馆，为近代中国最早之照相馆。1860年代，上海至少有森泰等三家照相馆。1909年，上海已有30家照相馆。截至宣统年间，不光上海、广州等通都大邑，即使一些小城镇，都出现了照相馆。照相技术一传入中国，就与政治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1844年，参加《中法黄埔条约》签字仪式的中国代表、两广总督耆英应法国海关总检察官于勒·埃吉尔（JulesItier）之邀，拍摄了肖像照，这是中国高官拍摄肖像照之始。1878年，郭嵩焘率中国驻英使馆成员在伦敦照相馆集体照相，为中国外交团体拍摄集体照之始。从清末到民国，几乎所有高级官员、重要政党、社团，无不尽力发挥照相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通过赠送照片联络情感 照相最先与政治发生关联,是政治人物将自己的照片作为名片赠送他人,以拓展人际关系。 李鸿章是晚清对西洋高新科技成果比较敏感的政治大员，也是善于利用照相拓展关系的政治家。1880年前后，作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已经摄影赠人。传世的一幅李鸿章照片，收在伦敦卡塞尔出版社于1903年出版的立德夫人著《李鸿章的生平及其时代》一书中，就是摄于1880年前后。李鸿章1896年访问欧美诸国时，常以赠送自己的照片作为联络感情的手段。他拜会德意志帝国前宰相俾斯麦时，合影留念，刊登出来，一时引起舆论轰动。俾斯麦是德意志帝国的“铁血宰相”，曾主导德国统一；李鸿章是大清帝国同光年间的“中兴名臣”，一度被海外舆论奉为“东方俾斯麦”。这两位东西方的“俾斯麦”得以晤面，自然是一件大新闻。8月5日，李鸿章拜见英王储妃，王妃亲为李鸿章拍照，一时传为佳话。8月17日，李鸿章会见英国前首相格兰斯顿，格兰斯顿所送礼品是自己的著作，李鸿章回赠的是茗芽四盒与照片一幅。他赠送给前首相、上议院议员罗士勃雷的礼品，也有小影一帧。 在晚清人物中，慈禧太后堪称照相迷。庚子事变以后，她从西安回到北京，就开始对从西方传进来的这洋玩意感兴趣了。她经常在宫中举办招待会，邀请各国驻华使节夫人参加，借以表达她希望与各国建立亲睦关系的愿望以及对国际社会的敬意。招待会中，她时常与贵客合影留念。慈禧太后与照相，有三件事值得一提： 其一，她曾将自己扮成观音菩萨，令李莲英等人扮成韦陀等。这一照片有很深寓意。此前，她利用义和团攻打外国领事馆事件，让她蒙上了邪恶的阴影。她回銮以后，竭力装出开明、善良形象。将自己打扮成观音菩萨，就是她改变自己形象的一种姿态。 其二，将自己照片赠送给外国人。1904年，正值慈禧太后“七旬万寿”，她利用这个机会，向奥、美等五国君主、总统，以及驻华公使，赠送自己的照片。其事由外务部办理，仪式极为郑重。外务部护送照片至五国公使馆的过程亦被拍照，展示了这一外交活动的全景。这是晚清利用照片进行外交活动的典型。 其三，允许书局出售自己的照片。1904年8月24日，上海《时报》刊登有正书局的广告，公开发售“皇太后皇后瑾妃真照相”，称：“此照片并非克姑娘所画之油画，乃新近照出，专赠各国公使夫人者。太后中座，皇后左立，瑾妃右立。后面三人乃裕庚之夫人及二女公子也。上有太后玺印三个，始知以前所见皆是赝本也。”有正书局的标价为每大张一元，凡购满十元者给予八折优惠，三十元者给与七折优惠，五十元者给与六折优惠。书局出售慈禧太后的照片,是否得到朝廷的批准,不得而知。但是,在书店里大模大样地出售，无人阻止，可以认为是得到政府默许的。 到了民国，政治人物通过赠送照片以拓展、加深关系，已经成为常态。孙中山存世的照片中，有很多是他赠送给别人，有的在照片边上或背面写上“孙文”二字，有的还有“某某某惠存”字样。孙中山与晚清状元、著名政治活动家、实业家张謇就互赠过照片。孙中山赠给张謇的照片，上题“季直先生惠存”，落款“孙文”。张謇回赠的照片，上题“中山总统赐存”，落款“张謇敬赠”。1926年北伐出师之际，蒋介石将自己的戎装全身肖像照赠送给宋庆龄，题写“孙夫人惠存”，落款“中正敬赠”。同年，蒋介石派邵力子赴上海游说陈布雷为己所用，为表达对陈的倾慕之意，托邵力子将亲笔签名照片转赠陈布雷。陈布雷为之感动，不久即投效蒋介石。 以照片作为政治宣传媒介 发生在近代中国以照片作为政治宣传媒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1842年8月29日，清廷钦差大臣耆英、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停泊在南京下关的英军旗舰“皋华丽号”上，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英国侵略者没有忘记用刚刚发明三年的相机，留下了这一历史性时刻。以后，每次大的中外交涉，包括《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签订，1902年中外商约谈判，1909年万国禁烟会议，都有照片留存下来。 晚清时期，维新派、革命党与清朝统治者，都很注意利用照相来宣传。 1901年4月17日，澳洲华文报纸《东华新报》刊登梁启超肖像照，英文标题为：The Hon Leong Che Tchau,The 2nd Leader of the 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意为：梁君启超，光绪新党二号人物。 1907年7月6日，革命党人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发动安庆起义，遭到清政府镇压。7月6日晚，徐锡麟被处决。行刑前，负责审讯此案的冯煦、毓朗等决定为徐锡麟留影，于是命安庆翠芳照相馆的老板钱仲屏携带摄影器材前来，为徐锡麟摄下了就义前的最后一影。为徐锡麟留影，是作为验明正身的凭据。官府原本严禁徐锡麟的绝命照流传民间，但此照未几即流入国内一些报馆、书局，被革命党作为绝好的宣传材料，披露出来。徐锡麟就义后未及两月，上海新小说社即出版了一本名为《徐锡麟》小册子。书前有四页为照片，包括“徐锡麟之小影”、“徐锡麟临刑前之照相”。此书出版后影响很大。 袁世凯也很善于利用照片为自己做宣传。1909年初，宣统登基不久，袁世凯在政治上失势，被摄政王载沣以“养疴”之名，下令革除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等本兼各职，撵回彰德闲居。袁世凯下野后，韬光养晦，请人拍摄“渔舟写真”，登诸报端。1911年《东方杂志》第八卷第四号，以《养疴中之袁慰亭尚书》为题，刊登四幅与袁世凯有关的照片。其中一幅题为“尚书之娱乐（垂钓者为尚书、执篙者尚书之介弟也）”，所摄画面为袁世凯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手执钓竿，一派渔翁打扮，坐于船尾悠然垂钓。这幅照片显露出极深的摆拍痕迹。袁一身钓翁装扮，安然坐于船尾，手执钓竿做垂钓状，但面部却正对着照相机镜头。另外三幅，一为“在政界时代”，为袁身著官服所摄之标准像，一为袁世凯彰德府邸，还有一幅是花园景致。袁世凯此举，意在传递给公众一个信息，袁世凯已安于退隐岁月。不久，武昌起义爆发，清廷只得重新起用袁世凯。他脱下钓翁装束，结束了“养疴”生涯，重返中国政治舞台中心。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也很有照相意识。武昌起义爆发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上海革命党人的报纸几乎每天刊登相关新闻照片。1911年11月，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商讨组织临时政府，留有集体合影；1911年12月26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同盟会重要干部会议，商讨组织临时政府方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留有合影；1911年12月29日，17省代表在南京举行大总统选举会议，会后留有集体合影；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有集体合影。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率南京临时政府文武官员于南京钟山明孝陵祭陵，留有合影。在大众传媒工具还十分有限的年代，照片对于推动、营造革命氛围，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也有遗憾的事。孙中山就任大总统的典礼，却没有留下照片。 以照相作为政治斗争工具 清季政治风云诡异多变，各政治集团之间在手段、工具上无所不用其极。在1907年岑春煊、瞿鸿禨与奕劻、袁世凯的对抗中，一张伪造的照片竟充当了关键性证据。 岑春煊以忠诚受慈禧太后赏识，源于庚子事变时期的勤王之举。两宫回銮后，岑任两广总督，力主预备立宪；同时，他加大对官员的整肃力度，得罪了中枢首辅庆亲王奕劻。此后，高层政坛便形成了岑春煊、瞿鸿禨联手对抗奕劻、袁世凯的格局。 1906年末、1907年初，革命党人在两广屡次起事，奕劻说动太后，将岑春煊调往广东清剿革命党。岑无计可施，只得离京赴任。但抵达上海后，岑却以治病为名有意滞留，意在观望。奕劻、袁世凯认为只有彻底颠覆慈禧对于岑的信任，才能使之在政治上不得翻身。他们采取了伪造照片、并将其呈交慈禧太后的手段陷害岑春煊。其具体做法是：“阴授计于人，取康有为及春煊单人相片，裂而复合，作并立状，重摄一影进于后。”照片上呈以后，奕劻等放出谣言，说岑春煊与康有为在上海会晤，“密议废后拥帝，如戊戌之变”。这可触犯了慈禧太后。岑春煊此后果然再未受到慈禧召见。直至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形势一派汹涌后，摄政王载沣才紧急任命岑春煊为四川总督，期待他能控制住局面。但岑春煊尚未到任，南北和议已成。他到任后，审时度势，与部分疆臣联名上书请求清帝逊位，拥戴中华民国。岑春煊本人在《乐斋漫笔》中也证实了此事。 关于此照片的来历，还有一种说法，蔡乃煌才是此事的始作俑者。蔡曾任上海道台，因事落职，时居天津，不甚得意。他想通过巴结袁世凯谋取进身之阶。他获悉袁世凯欲除去岑春煊后，便从照相馆分别购得岑春煊与康有为的照片，制作成一张合影，图像中两人作聚首商谈状。蔡乃煌将此照献于袁世凯，袁即转呈奕劻，再由奕劻上呈慈禧，作为岑勾结“乱党”的实证。岑春煊在上海被朝廷宣告开缺，而蔡乃煌则被擢升为上海道。此说见于胡思敬所著《国闻备乘》。不同的解说使得岑春煊假照片一案更显扑朔迷离，政治阴谋的色彩由此更形浓重。 清末民初，大多数政治人物都会注意运用照相为自己的政治活动服务。洋务派中的新锐，维新党、革命党中具有海外经历的人，多谙于此道。而慈禧太后虽然喜欢照相，但她不懂得照相还可以拼接，照片上反映出来的，未必都是真的事实。所以，她被愚弄了，岑春煊因此倒了霉。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