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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新解 革命了!从武昌到南京，长江流域本就是个革命的渊薮。远的不说，就说太平天国，那一次驱逐鞑虏的革命，若非曾国藩兄弟舍命相救，差一点就要成功了。 可辛亥革命，清王朝再也没有曾氏兄弟来相救，只有袁世凯来善后;孙中山能为革命开头，却不能为革命善后，所以只能做临时大总统，无论南京临时政府，还是清王朝，都要袁世凯来善后，看来正式大总统非袁莫属了，此因形势，非由强求。 让国之举，传统就有。或高蹈而去，远离政权，如尧时许由;或培养接班人，交接政权，如尧舜禹，为禅让师表。袁氏之于政权，非以夺取，而以接受，故行禅让而非革命。 其行禅让，非独清王朝一面，还有南京临时政府一面，故其权力合法性也有两个来源，既来源于清王朝，也来源于共和国。袁氏从清王朝出身，非由革命党出身，他当然更重视来源于清王朝的合法性。因此，在他的立场上，不光对于退位的清室要优待，对旧朝原官员还要作安排。 南北和谈一开始，袁氏的立场就很明确，他表明自己的政治思想，并非共和，而是君主立宪。只是国体问题，非他个人所能决定，须由各省代表所代表的民意来决定，民意赞成共和，他就服从民意。话虽这么说，但他的态度很坚决，他说，他和他的子孙们绝不会去追随革命党人。他的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清帝逊位诏书》里朝廷对他的授权，新政权接受他乃是对朝廷授权的确认。 革命党人不承认清廷合法性，不等于袁氏不承认，《清帝逊位诏书》中，就有一句“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句话，便是清廷向袁氏授权，后来，也就成了袁氏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对此，孙中山不满，他发现：袁氏不独欲去满政府，还要取消民国政府，自在北京另行组织临时政府，则此种临时政府将为君主立宪政府乎?抑民主政府乎?人谁知之! 应该说，孙中山看穿了袁氏的打算，故以通电方式，公告五点：其一，清帝退位，由袁同时知照驻京各国公使电知民国政府现在清帝已经退位，或转饬驻沪领事转达亦可。其二，同时袁须宣布政见，绝对赞同共和主义。其三，文接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后，即行辞职。其四，由参议院举袁为临时总统。其五，袁被举为临时总统后，“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乃能接受事权”。 因此，他向临时参议院提交辞职咨文时，附加了三个条件：(1)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2)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3)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 定都南京，成为新总统上任的先决条件，孙欲以此为前提，隔断新政权里旧王朝的权力合法性来源，此乃一厢情愿。须知定都之事，涉及到对新政权的权力合法性来源的认同，绝非革命党人单边行动擅自安排就能搞定，更何况还对各省代表和国会议员采取武力威胁，若能把一个没有袁氏参与的制度安排和共和格局，放在袁氏头上，强加给袁氏，让他必须接受，革命党人还有必要让位吗? 没有实力这样做，还偏要做，这是不智;定了搞总统制，要让位了，又改搞内阁制，是不信。不智不信，何以立国，何以为政?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时，革命军人蔡锷不解“革命”为何意，他说，共和对于帝制是革命，共和对于共和是革谁的命呢?人称袁必搞帝制，蔡说，此乃诛心，并无事实。我们读史至此，亦不能解，如今细想，很可能就是指内阁制革命。以共和革帝制的命，乃国体革命，可以称之为“第一次革命”，而以内阁制革总统制的命，则是“第二次革命”，或曰为政体革命。 以此观之，所谓“二次革命”，从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就已开始，非待流血时。 袁氏自捅一刀 老北京天桥把式里有一招，叫做自残，乃赌徒以命制胜的法宝。天津青皮到北京来开场子，有来砸场子的，他就拔出刀来，不是捅向对方，而是扎在自己腿上，同对方赌狠，如果对方够狠，他就赌命，玩凌迟，千刀万剐，你敢吗?你若不敢，那就认赌服输。若敢，就要命有一条了。这倒有点像日本武士道：把俺的头颅切下来，放在俺的尸体上。袁氏深谙于此，在定都问题上，不是他，就是他的瘸儿子，玩了这一招。 早在南北议和期间，袁氏便已向唐绍仪交底：“惟政府地点，决不可移易。” 因为定都问题，从根本上来说，乃是个权力合法性来源问题，而权力合法性来源，又关系到新政权的性质以及他个人的权力属性及其政治归宿。他一再指出，自己就任的虽是共和国总统，但权力合法性却来源于清王朝。为此，他曾以退为进，致电孙中山，拒绝南下，理由是：若因凯一走，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经他“反复思维”，终于决定：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今日之计，惟有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以后，世凯立即退归回里，为共和之国民。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可见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南下就任总统的。他可以向南京政府交出军队，可以退隐，去做一个普通的共和国的国民，就是不愿南下，被革命党人“请君入瓮”。可孙中山偏要去请，派了蔡元培为专使，率一行人北上，去迎袁氏南下，就任新大总统，一再强调“袁公当莅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为法理上不可破之条件”，袁氏无奈，兵变遂起。 兵变在袁氏的地盘上发生，实乃自残。既然君子之道难以感动孙某人，那么青皮之道如何?兵变当晚，北洋军第三镇第九标炮队、辎重队滋事，先攻东华门，不克，遂劫掠，“果摊食铺，无有存者”;转至朝阳门，门已闭，炮击，城内之兵响应，变兵入城后抢掠达旦，商民被害者数千家，“凡金店、银钱店、蜡铺、首饰楼、钟表铺、饭馆、洋广货铺以及各行商铺，十去九九”。次日，祸及西城。据统计，此次兵变，商民损失无算，“内城被劫者4000余家，外城600余家”。变兵还闯入迎袁专使住所，将“行李文件等掳掠一空“，蔡元培等幸以身免，仓皇避入各国大使馆所在地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 接着，兵祸蔓延。驻保定北洋军第二镇乱兵突起，以煤油浇城门，烧毁后涌入城中，纵火劫掠，城内各军，起而响应，肆行抢劫，毫无忌惮。连陆军医院的伤病员也入城搜掠，满载而归，城内百姓纷纷逃难出城，四街繁华，皆成焦土，绅商之家，均遭抢掠，啼饥号寒之声，比比皆是。 天津兵变，正值旧历春节，风闻兵变，官商富户遁入租界，市民莫知所适，乱兵2000余人，由京师窜入，天津镇守使张怀芝所部巡防营加入兵变，分头抢劫，较之京、保两地尤烈。3000余家店铺被抢，计失白银约1280余万两，协成当“尽付一炬，亏欠金额14万元”;协庆当“被焚掠一空，亏欠金额10万元”，河北洋元厂被抢劫现银达20余万，裕通银号被抢银元1万有余，仅估衣街一处，就有兴义号、广货铺等105家店铺遭火，河北大街亦有恒丰首饰店等87家被烧，通街商业焚掠殆尽。 睹此兵变，迎袁专使致电南京“速建统一政府”，以完大局，其余“尽可迁就”。南京方面，陆军总长黄兴通电南方各省，申明调兵北上，声称此举“在南可以节饷，在北可以防乱”。 乱军兵变，即以索饷为名，你提兵北上，不来协饷，还要“节饷”，分明是自己没饭吃了，要跑到我的地盘上来混饭吃——“节饷”来了。此举岂能“防乱”?适足以添乱，甚至有来砸场子趁乱打劫的嫌疑。我在自己的地盘上“节饷”，你也想跑到我的地盘上来“节饷”，打住吧，您啦!袁氏遂以“各国联军驻京，恐滋误会”为由，一口回绝了黄兴，那意思是，你要“节饷”，有本事就在自己的地盘上，别老想着跑到我这儿来“节饷”。袁氏自捅一刀，革命党人服了。 法理纠结心理 袁氏没去南京宣誓就职，终于放下了一块压在心头的石。一直纠结着他的权力合法性来源问题，至此彻底了却。 袁氏赞成共和，乃基于民意，出自《清帝逊位诏书》授权，这两点，是他的权力合法性来源。打造共和国，不等于就必须拥护南京政权，亦非只有南京政府才是惟一可行的。他之所以与南京方面打交道，是出于南北和谈的需要，并非对南京认同，要他去宣誓，宁可自捅一刀。 蔡专使一行，来迎袁氏南下，已搁下了定都问题，只要袁氏去宣誓就职，蔡表示，定都问题，还可以先放一放，从长计议，但袁氏南下宣誓就职是个“法理”问题，势在必行。 “法理”何意?对袁氏而言，就是承认南京临时共和政府的正统性，接受南京方面对他的授权;就南京政府而言，则是确认袁氏执政的合法地位，为袁氏提供权力合法性来源。 蔡等此来，给袁氏带来了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在定都问题上，南京方面对袁氏作了让步，故蔡等一到来，袁氏竟然大开清廷“非帝后出入不辟”的正阳门相迎，也算是投桃报李。从表面上看，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谁也没去关注袁氏本人身上法理与心理的纠结，以袁氏的文化心理，能否接受南京方面在法理上对他做的安排，在袁氏的政治人格里能否真的确立共和精神?可惜无人一问。 袁很快声明，将由京汉铁路南下，俟宣誓受任后即返北京，并致鄂电，拟取道汉口南下，行时，携兵五千人护卫。蔡电告苏州都督庄蕴宽，也说新总统南来就职，途经武汉。蔡还对德文报记者发表了“袁之必于二星期内赴宁，则殊无可疑”的谈话。王正廷将此消息电告黎元洪。黎接电后，向孙中山发出火急“艳”电：“顷接北京王正廷电，称新举袁大总统不日坐京汉铁路火车过汉赴宁，行受职礼，请饬海军部先行预备兵舰，以便下驶。”总之，他们都“满怀信心地谈到袁世凯将在几天后南下”。 可他们还是高兴得太早了。就事论事，袁氏应该南下，将心比心呢?那就不一定了。他是个治国平天下的人，本不应该玩心情，可要是事情非但关乎国运，且有关他个人的人格，那就不能不考虑到他的心情。一件事情，要不要做，多半取决于那事情本身，可愿不愿意做，则要看他个人。 南下宣誓就任，那是他最应该去做的一件事，却也是他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可那时，没人问过他的心情，他只将共和的阳光那一面示人，作为前朝官员的阴暗的一面，则讳莫如深。此去，非他所愿，只是碍于面子，不愿说，有关大局，不能说。试想一想，一个旧王朝出身的前官员，跑到新政权去宣誓，若非国破家亡，断不致于此，忠臣不事二主，此去难免二了。 革命党人对前朝官员的此种文化心理难以体认，没意识到袁氏此去必有难言之隐，也没有人去体会他内心里那一番曲曲折折的心绪，人皆言之以国事当如何，可他想什么，谁来言说? 难说，那就先做，做了再说，他想做什么?孙中山替他说了：他想两个政权都取消，另立新政权。可孙不让他那样做，他也不敢明目张胆就做。孙逼他只能就范于新政权，他不愿意，却不能说。如果让他来选择，他宁愿选择对前朝禅让，也不愿跑到南京去接受新政权的授权。事实上，壬子兵变，袁大公子一度想打进宫去，先禅让了，再来收拾残局，虽非袁氏指示，却也猜透了他心思。 南京方面以“法理”来抬举他，他不能不识抬举，可那抬举在他的心理上，实无异于胯下之辱，好在有这么一场兵变，不管兵变是否他指使，总之使他摆脱了羁縻，不必南下宣誓。 革命党人服了 在定都问题上，袁氏手里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各国公使。 迁都问题刚一提出，英国驻南京总领事威勤逊，就向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表示：迁都是一种“过分的要求”，南京连适合公使馆用的房屋设备也没有。当京、保、津三地，接连发生兵变后，各国公使举行外交团会议，一致呼吁：“况此无政府现象，尤非袁不能挽回也。”对此，袁氏积极回应，密函各国公使，表示此次兵变，决无政治与国际上之关系，承认各国与满清缔结的条约，并继续维持，又派颜惠庆等分赴各使馆慰问，“致谢各国军队协助弹压之事”。同时，还命赵秉钧、姜桂题、曹锟、王占元等开导并约束部下，谓“外国军队来京系专为保护使馆及各本国商民，并无他意，嗣后各军人相见，总须互相友爱，倘有不法行为，定以军法从事”。蔡专使等遂电告南京：培等睹此情形，集议以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 而袁氏兵变一起，即向南京方面告知：昨夕驻城内之第三镇两营，误信谣言哗变。城内外街市，纵火焚烧，肆意抢掠，已经弹压，秩序恢复。蔡专使所驻法政学堂，适在变乱区域，亦遇抢掠之灾。蔡专使等均行逃避，幸未及难，今已移寓于六国饭店。事出仓猝，又系夜间，以防范未周，不胜抱歉，并派员照料一切，严惩乱兵，希勿听谣言。还一再表示，他本人“极愿南行”，却“不期变生仓猝，京师骚扰，波及京津”，以致商民“函电吁留，日数千起”。其布告治下则称，此次兵变，系“第三镇炮辎两营因事哗乱，哨兵附之，土匪继之”，其于商民损失，允诺“筹给抚恤”，以收拾人心。 乱定之后，京民思安，或曰袁氏尚未离京，就已经闹得这个样子，若真离去，还不酿出大乱?究其乱因，则在首都不定，国会未开，袁氏居虚位，国家正处于无政府的状态。 或曰诸公此来，名为欢迎专使，使得总统南行与首都南迁之意，众口腾议，日见于报端，人心本就难定，因之而愈动摇，不法之徒趁势而起，卒至一朝溃裂，竟出自麾下军人。袁氏能行令于国体变迁时，而无能于共和宣布之后，岂非争执都会地点，成此无政府之现状有以致之哉? 或曰自古以来，建都开会之宜于北而不宜于南，稍识时务者均能言其利害，不用多说，即以兵变而言，使因都会地点之争久持不决，恐将来东南各省兵变之祸更有甚于北方者。 这话说得厉害。孙中山最怕的就是东南各省兵变，共和国流产，那时，他就两手空空，自取灭亡了。有人说，在壬子兵变问题上，袁氏欺骗了革命党人，先是欺骗了蔡专使一行，接着由蔡等人影响了孙中山，致使在定都和南下宣誓就职问题上彻底妥协。然而，革命党人岂是那么好骗的? 这分明是一场实力的较量，双方心知肚明，但不能说破。那兵变的潜台词是，我敢自捅一刀，你敢?我能自己包扎、止血、疗伤，你能?你若不敢又不能，那就得让我说了算。孙是革命的老江湖，熟知江湖之道，对此焉能不知?白道上说来说去，总是各有各的理，说不清，道不明，要么打一仗，战争决胜负，如果仗不能打，怎么办?那就玩黑道，玩自残!谁敢玩，还玩得起，谁就是好汉。袁氏以青皮之道，玩天桥把式，革命党人服了，认赌服输，但话不能这么说。 不光北方舆论支持袁氏，致书蔡元培等，要求“请速电南方，谆告孙大总统、黎副总统等，定议国都，仍在北京，迅速召集国会，使政府成立，大总统之威令克行，北方诸镇本未尝反对政体，必能帖然就范，而不复有变乱之虞”。连南方各省也都附和，上海《时报》、《申报》、《民立报》、《天铎报》、《爱国报》等联合请求：“亟就北京组织安全政府，建立国都。”甚至连刚当上临时副总统的黎元洪也正式表态，通电全国：“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北洋将领发表最后通牒式的联合通电，称：“临时政府必须设立于北京，大总统受任暂难离京一步，统一政府必须旦夕组定。”那口吻已不容置疑。南京方面，遂由孙中山提请参议院通过决议，“电允袁总统在北京受职”。 自此，袁氏终于搞定了自己的权力合法性来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