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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邹鲁，一脉相传” 邹鲁文化因有孔子、孟子等儒家圣贤而尤有功于中华。战国时代，“邹鲁”并称，已经被人们视为礼仪之邦。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鲁文化的研究成果明显多于邹鲁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邹鲁文化的价值。李学勤先生早在十年前就指出，区域文化研究的盛行，是我国传统文化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的标志。然而，邹鲁文化的研究却是这个广阔园地中相当冷落的一隅。本次研讨会的召开，在很大程度上唤起学术界对邹鲁文化的重视，弥补了研究的不足。 孟子研究院院长王志民教授在发言中说，邹鲁文化源于邹、鲁，又高于邹、鲁。邹鲁文化不是邹文化与鲁文化的简单叠加，而是邹文化与鲁文化的有机融合。孔子、孟子等儒家学者推动了邹鲁士风的形成，士风又影响了世风。孟子因邹鲁文化而生，邹鲁文化因孟子而扬名天下。 杨朝明教授从“学术文化”的角度阐释了“邹鲁文化”的演变。他指出，子思曾到邹地讲学，孟子迁邹后，邹更具儒家文化氛围。战国时期，孟子名声很大，“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邹鲁”知名度的提升恰是因为孟子的巨大影响。司马迁在《史记·货值列传》中说：“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在儒家文化的熏染下，邹鲁之地好儒重礼，民风醇厚。两千多年来，邹鲁文化由邹鲁之地而走向全国乃至世界，“邹鲁”成为良风美俗的代名词。 龚鹏程教授引用《史记·货殖列传》《孟尝君列传》等文献，证明先秦两汉时期邹鲁之地圣人之教盛行。此后，凡有圣人之教的地方，奉“邹鲁”为文明表率，以“邹鲁”为标识。可见，邹鲁不是专指山东这个区域的文化概念，而是重视文教、重视文化传承的文化概念。今天弘扬邹鲁文化，应重在激发其内在的文教价值，不能只借用其文化符号。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一脉相传”的邹鲁文化，传播中原、江南和东南等地。“地接尼山近圣人，家居邹鲁多君子。”邹鲁之地牵头邹鲁文化城市圈共同弘扬邹鲁文化，其文借用“邹鲁”的文化符号，其质在于激发邹鲁文化的内在生命力。 性善论：“向善”与“本善” 唐代韩愈推尊孟子，以其辟杨墨、捍卫儒学之“功不在禹下”。大禹治理自然界的洪水，孟子治理了人们心中的洪水。这在历史上本无异议，但近代以来，孟子的性善论开始受到质疑。王其俊研究员的论文梳理了60多年来孟子性善论研究状况，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性善论的批判，到20世纪80年代的正面评价日益提高；从20世纪90年代争论再起，到当今对性善论的逻辑结构和形上学根据的争鸣，研究深度与广度上均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本次对性善论的讨论，正反映出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对性善论争论的延续。 在研讨中，郭齐勇教授呼吁应大力弘扬孟子“辟杨墨”的精神，旗帜鲜明地捍卫儒学的核心价值。他举例“牛山濯濯”章说明，孟子提出人性本善，是要解决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从本质的规定性上来说，人应该是善的，事实经验层面上的不善是后天没有保护它。李景林教授肯定人性善是一种必然性的“本善”，而非仅为诸种可能之一的“向善”，但其论证并没有从惯常的人之本质的道德性来作解释，而是把性善论建立在孟子思想中的“气”“才”的基础上。孟子以“气”表述人是身体实存性，以“才”作为蕴含在人“性”之内的实存性基础。徐冰博士则剖析了孟子性本善的两个理论基础：善是人的情感的真实性与表现形式的差等性。两个基础要结合起来看，不能割开，否则就易把人性理解为“博爱”或“私爱”。曾振宇教授从孟子“即心言性”“即天论性”入手，证明仁为天之所“命”，落实于人心为善端，从而证明孟子所言善性为普遍人之本性。一般对于性善论的研究多从哲学分析入手，澳门大学邓国光教授则从历史渊源上找到了性善论的依据。他说，孟子的性善论其源头在《尚书》的尧舜禹的圣德。 性善论问题上的对话性又一次显现：丁为祥、方朝晖、刘瑾辉三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性善论提出了质疑。丁为祥认为，因为人伦生活、文明及其秩序都不能离开善，所以孟子不得不以“四端”与“四心”对善进行具体言说。孟子希望人们在实践中去知性，并没有从理论上直接对人性作出善的规定。方朝晖从词语含义的演变入手，指出“本质”一词源于希腊哲学，指在变动不居的现象背后永恒不变的属性。现代汉语借用这个含义，把“性本善”解释成人性“本质上”的善，是对性善论的误读。刘瑾辉教授则认为孟子以人兽对比证明人性善，混淆了“本善”与“可善”，“道性善”之“性”指向不明。 按照以上三位教授的理解，长期以来学术界理解的孟子性善论就需要重新检讨了。其实，以现代学术方法或西方哲学视角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所造成的混乱远不止性善论一例。为此，台湾学者李瑞全先生明确否定以理性主义诠释儒家义理。他认为，道德情操论、关怀伦理学、德行伦理学或社群主义，这些理论都不免在西方哲学传统下，分割了人类心灵或道德本心之一性体。儒家的道德实践功夫高于诸家所特有的哲学思想，是中国文化特有的思想资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