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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二次革命”有关的史料 第二组的三篇佚文皆与“二次革命”运动有关。它们为研究考察黄兴自“宋案”发生到其举兵讨袁期间的思想实践活动，提供了新佐证。下面就分别来述论之： 前列的第四篇佚文，是黄在好友宋教仁被袁世凯收买的凶手刺杀后，公开发表的一通谈话。宋生前是民初国会第一大党——国民党之代理事长，又曾任北京政府的农林总长；他当时一心以实现政党内阁政制为己任，因此而招来了袁氏的忌恨。黄兴目睹了宋被枪杀的一幕。他于宋案后发表的这次重要谈话，为我们了解他在当时的思想活动，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 首先，黄兴在谈话中明确指出，“宋案”是政治性的暗杀事件，而非个人复仇举动。他肯定“此事必系政治上之关系，为反对其政见者出此毒手”。这表明其当时清醒的地认识到这一血案的严重性质。其次，黄兴在谈话中，对政敌何以要采取残忍手段杀害宋教仁，又表示“殊不解”，认为这件事于法理上说不通。他认为这是政敌“误会”了宋氏“平和稳健”的政见，或者是拟刺杀自己而“误中宋”。这些又表现出其为人淳朴厚道，缺乏政治家应有的敏锐的洞察力。显然，黄兴对“宋案”的认识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认为“宋案”是政敌向革命党人下的毒手，对此仇视残害革命党之行径表示愤怒；另方面其又以笃实的君子之心，去度卑劣的小人之腹，尚未看清楚袁氏一伙残贼人道、消灭异己的凶残面目。这种思想状态，正是黄兴在“宋案”后，一度不同意孙中山“立即兴兵讨袁”主张，而力求“采取法律解决”，主“稍缓用兵以观其变”的原因。 当然，黄兴的思想认识是会紧跟形势进步的。他在认识到袁世凯之真面目后，特别是当袁逆对南方以兵刃相加，通过法律解决无望之时，其终于看清了袁的豹狼本性，“深悔待时留决之非”，转而以实际行动兴师讨伐袁贼。在7月12日李烈钧于江西湖口树起“讨袁”的“二次革命”大旗之后，黄兴即于15日在南京就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通电表示要与诸将士“协力前驱”，“联合各省义军奋旅北伐，……以伸同胞之义愤，去全国之公敌。”上列之第五、六两份佚电，正是他在这讨袁期间发出的。 黄兴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时的两通佚电，反映出了他对于“二次革命”性质的正确认识，及其捍卫共和民国与中华民族尊严的革命爱国立场。归结来说有以下三点： 第一，他指出了国民党人兴师讨袁是被迫的，也是正义的。其电文历数了袁世凯违背民意，“蹂躏议会权利、民国宪政”，残害热心国事者的种种罪行。并指出其专制行径“令人忿恨”，“兹因不能以宪法使其退位”，故革命党人“遂决意以武力从事”讨袁。 第二，他指出“二次革命”是一场捍卫共和民国，反对袁贼专制独裁的革命战争；其旨在“殄灭元凶，巩固民国”，“维持人类幸福，推覆专制之主”。这绝不是新、旧意见之争，更不是南、北地域之争。其强调此战以去袁为毕事，如袁氏“即行退位，兴等当解甲归农”；并相信它能“造福无疆”， “申祝共和万岁！”这些话语，实际上是痛斥了袁逆诬诋国民党人“兴兵作乱”等谰言，从而使“二次革命”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第三，他劝告各列强银行团勿再为虎作伥、以款助袁；并严正宣示了革命党人的对外政策：对袁氏在“二次革命”中“与各国订立之条约”，决不承认；对各友邦国家在华之人民生命财产，当“完全保护”，以敦亲睦。 总之，黄兴的上述六篇佚文，为我们全面了解其民初的思想实践活动，提供了新史料。这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这位伟大的爱国者和杰出的革命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