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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陈宝良 户籍登记制度的存在，对于社会稳定的积极意义毋庸置疑。不过，人们一旦受制于一纸户籍，自然就会失去选择居住权的流动自由。当社会发生巨大变迁，社会流动日趋加速的时候，户籍管控制度必然随之发生变革。 明朝人生活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的社会，是以急剧变化为特征的。如果把明代的社会变迁置于“社会流动”与“都市化”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明代中后期户籍管控的松动相当明显，且可为当前户籍制度的改革提供诸多有益的借鉴。 户籍控制的确立：路引、户帖、黄册 大明帝国建立之后，明太祖朱元璋通过采取两大措施，加强对社会与人口的严密控制。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确保大明江山的长治久安。 首先，就是“路引”制度的实施。明代的路引，说白了就是路条，大致类似于现在地方政府所开具的介绍信，以便人们外出经商、务工乃至进城探亲。朱元璋立国定策的根本宗旨，就是要让他统治下的臣民能重新安于士、农、工、商四种身份，让传统的四民各守本业，即使是医生、卜相之人，也强迫他们必须“土著”，不得远游。凡是有人无所事事而游惰好闲，或者有人移居或藏匿别处成为游民，一概将他们贬窜到边远地方。 明初颁布的具有法律性质的《大诰》，同样要求邻里之间，互相知晓各自家中的丁口多少以及所从事的职业。譬如工匠、商人外出务工、经商，无论是道途远近，还是走水路、陆路，都应该在路引上明白开明，并在外出之时，随身携带路引。众多史实已经证明，明初严厉的控制政策确实得到了很好的实施。如洪武五年（1372），曾有人因祖母生急病而外出求医，走时匆忙，忘了带路引，被常州吕城巡检司查获，拟送法司论罪。此事虽因明太祖的宽矜而免于论罪，但也从侧面反映了明初对人口的控制相当严格，人们缺乏流动的自由。至于史料所说的“夜无群饮，村无宵行”，决非夸大之词，而是明初的实录。 其次，就是户籍制度的确立。明初所定户籍制度，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一家一户所备的“户帖”、“户由”，相当于现在每家的户口本，由本户自己收执，早在洪武三年（1370）就已经颁行。户帖所载事项，包括户主、居住的乡贯、户等的归属（即属民户抑或军户之类）、丁口数、事产（家中拥有的房产与田地），且钤以户部半印。二是户籍，也即所谓的“黄册”，是明代国家为核实户口、征调赋役而制成的户口版籍。黄册是户帖的汇总，即10户为一甲，110户为一里，以地方府州县为统计单位，而后汇总并收藏于中央的户部。 黄册的正式颁行，则迟至洪武十四年（1381）。在这一年，明政府下令，让天下之人各以“本等名色占籍”。所谓以“本等名色占籍”，就是以业占籍，不同职业的人占有不同的户籍，对国家承担不同的差役。例如承当民差的民户，承当军差的军户，承当造作的匠户，承当煮盐的灶户，分别归为军、民、匠、灶四籍。除了这四种基本的户籍之外，明代户籍尚有弓兵籍、铺兵籍、医籍、儒籍、商籍、官籍、先贤籍、卫籍等名色。 所有上述户籍，均属于良民的登记记录。在明代，惟有游食光棍无籍，被称为“无籍之徒”，即使地方官对他们有所登记，也是入于“弃民簿”。除此之外，诸如南京教坊司乃至各王府的乐户、绍兴惰民之类，则属于贱民，只能名落贱籍，从而体现出礼教等级制度上的良贱之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