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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流动的加速——“土著人少而客居多” 明初所定十年一造版籍的制度，尽管在中后期仍然在执行，但往往流于形式，最终导致社会流动的加速，以及户籍人口的不实。 按照传统的观念，士、农、工、商四民各有定业，而后民志可定；而民志一定，则天下大治。然自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的变化已经不允许四民各安其生、各专其业。朝廷赋役的加重，农村土地兼并的加剧，已经导致传统社会统治基础的分崩离析，失去土地或者已经无法在农村存身的农民，不得不到城市中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处。 明代中期以后，在社会各阶层中，普遍出现了人口流动的现象，其中最基本的流动形式就是游寓或寄籍。细加概括，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士人之游寓。明代士人游寓之风相当盛行，且山人、游客遍布各地，这势必带来科举考试中的“冒籍”问题。明代取士之制，从府、县考试一直到乡试，都要求士子回原籍参加考试，禁止冒籍。然而，明代中期以后，很多州县“土著人少而客居多”，这种现象的出现，无疑给科举考试中的籍贯问题带来严峻的挑战。 至于那些在科举仕进上已经失去前途的知识人，更是通过游历天下而维持自己的生计，尤以绍兴人为甚。清代因为绍兴师爷游幕天下的事实，导致民间有“麻雀、豆腐、绍兴人（到处都有）”的俗谚。然这种现象，至少在明代已初露端倪，尤其是在北京，六部书吏之职，多为绍兴人所盘踞，甚至世代承袭，进而导致在京城的郊区形成了绍兴人生活的专门社区。 二是农民之流动。根据明人何良俊的记载，在正德以前，百姓十分之一在官服役，而十分之九则在家力田。当时是四民各有定业，农民安于田地。自正德以后，由于赋税日增，徭役渐重，于是出现了农民纷纷徙业的现象。这些失地的农村劳动力，大多进城谋生，其谋生方式主要包括成为乡官仆人、衙门皂隶，或经营工商、游手做苦力四种。 三是商人之游寓。由于地狭人广的原因，像安徽的徽州、福建的福州，当地土地资源显然已经无法保证居民谋生的基本需求，只能向外流动。如南京的典当铺，在正德以前全是本地人开设，但到了万历年间，这些典当铺与绸缎铺、盐店，基本已经被外省、外府的富民所占据，说明外地商人大量涌入南京城经商。 商人常年在外经商，在客居地娶妻生子，这种现象至迟在正统年间已大量出现。明人丘濬的记载显示，当时江西有大量人口向外迁移，聚居于荆州、湖广一带。他们在当地生活时间一久，就纷纷置办产业，甚至被列入“税户”的名目。 四是工匠、技艺之人之游寓。明中期以后，工匠大多离开原籍，在外务工，凭借自己的手艺挣钱，养家糊口。尤其是来自江西的工匠与医卜星相一类的技艺之人，更是行遍天下，甚至在有些地方形成“南昌街”一类的集聚社区。为了挣钱，有些工匠甚至到了一些边地。如在宣府镇，聚集了来自各地的手艺工匠，如土木工匠，主要来自山西；而巾帽工匠，则来自江西。 五是卫所军人之流寓。在明初，由于边地骚乱，一些军士跟随大军征讨。乱定之后，就在附近留屯。随着子孙的繁衍，人口渐增，慢慢也就成为当地的移民。如湖南蓝山县之宁溪所军士，就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从南京随大军征讨而来，而后留屯宁溪，设城守御。至明代中叶以后，族姓蕃昌，除了原有的屯田之外，还开始置办民田。 在卫所中，除了军官、军与舍人、馀丁之外，尚有一些流官。这些流官多为一些杂职，上进的仕途既无多少希望，于是就在卫所寄寓下来，而他们的子弟也就进入卫学学习，并以卫籍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