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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实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李鸿章会有这样的“裱糊匠”心态也不难理解。当他开始办洋务的时候，李中堂就已经是大清平定太平天国的“中兴名臣”，官居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肃毅伯了。对像李鸿章这样已经位极人臣的大员来说，改革不是他起家的事业（他是靠镇压太平天国发迹的），也不会给他带来多少新的利益（到甲午战争前，洋务运动顶峰时期，李鸿章的官爵也没有比洋务运动前大多少）。当李鸿章走上洋务运动之路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不再需要更多的功业，而只是需要维护自己已有的功业和利益。当然，这并不妨碍他采取一些简单易行的改革措施，例如办个学堂、买艘军舰、建个兵工厂之类，因为李鸿章明白，大清这间房子已经到了摇摇欲坠的地步，如果连这些“东补西贴”的裱糊匠工作都不做的话，不需要什么大风雨，房子自己就塌了，那时候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他这个中堂大人还怎么做下去？然而，一旦“纸片糊裱”成了“一间净室”，看起来能过得去了，这些既得利益者们的改革动力就会急剧减退，正好此时改革又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得过且过的做法自然会成为洋务派的首选——能应付过去就行了，深化改革有什么必要？只会得罪更多的人，说不定哪一天还会改到了自己的头上。不如就此打住，再顺便塞点自己的私货为好。 事实上，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败因，很多都可以直接追溯到这种既得利益者的心态上。 例如，中国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国内派系林立，军权不统一，国家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整合和动员，南洋水师不救北洋舰队，淮军湘军如同陌路。而日本则早在1878年就建立了参谋本部，实现了军政、军令的统一。甲午战前，日本对舰队连续进行了两次改编，将警备舰队改为西海舰队，又将常备舰队与西海舰队合编为联合舰队。整个过程如臂使指，没有任何障碍。以至于梁启超评论李鸿章是“以一人敌一国”，李鸿章自己也抱怨“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的确，对于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而言，军政、军令的统一是最起码的要求。这是任何一个改革者都不应该忽视的事情，然而却偏偏被大清的改革者们遗忘了。可是，这又该怨谁呢？要知道，当年朝廷曾经有过建立统一的外海舰队的设想。可由于这支舰队没有打算放在李鸿章的北洋，而是放在了南洋，就遭到了李鸿章的反对，要求三洋分别各建海军。李鸿章这种自私自利的表现还不止如此，1879年，北洋筹到了百余万两银子，准备买铁甲舰。可是一听说这艘铁甲舰可能被划拨给南洋水师，李鸿章宁可放弃先进的铁甲舰，改买过时的快碰船，也不愿让南洋占到光。对于北洋海军这支急需专业化人才来掌控的现代化舰队，李鸿章却偏偏派了个对现代科学技术和海军一窍不通的外行丁汝昌来做提督，为什么？还不是自己家的东西要派自己人来看着么（丁汝昌是李鸿章淮军旧部）。既然视军队如私产，那自然就不愿意拿给别人用了，因此1885年中法战争的时候，恰恰是李鸿章借口“北洋仅有快碰船二艘略可行海，实太单薄……勿论无大帮兵轮可派，即有船而无将帅，岂能用命济事”而不愿派军舰支援福建水师。有这样的前科，李鸿章还好意思抱怨南洋水师不来支援他？正是由于一个个心里怀着这样的小九九，李鸿章们开展改革多年，也没有实现中国军队的统一。事实上，对李鸿章个人而言，这也不完全是件坏事。甲午战争期间，朝廷曾经一度想撤换指挥不力的李鸿章，但深感淮军难驭，只得决定暂时不动他。李鸿章多年的苦心终于得到了一定的回报，可是国家因此得到的又是什么呢？ 北洋海军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失败原因是经费不足。自北洋海军1888年成军之后，由于经费不足，未添购一舰，只调拨了一艘国产的“平远号”巡洋舰。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北洋海军的军费甚至窘迫到了连为现有的军舰增添21门快炮的61万两银子都掏不起的地步，只能先购买一半。而与此同时的日本却“节省经费，岁添巨舰”，终于后来居上，实力超过了北洋海军。这个问题本身当然是客观存在的，李鸿章为了北洋海军的经费费了不少精力也不假，然而，李鸿章真的是把最大的精力都放在了国防现代化建设上了吗？其实，就在李鸿章“找不到”钱来加强北洋海军的同时，他却颇能为老佛爷的园林修建工程找来钱。修三海工程，海军挪借了437万两，修颐和园，直接挪用了海军750万两，除此之外，甚至李鸿章还牵头联合各地督抚，私下又为老佛爷报效了260万两。显而易见，虽然李鸿章是想把北洋海军建好的，但同时他更想讨好领导以保全自己的顶子。当大厦将倾的时候，他会倾向于前者，例如20年前，1874年，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刚平息不久，西北的战事仍在如火如荼之时，恭亲王等十重臣公开反对慈禧为了40大寿修圆明园，要求用这些经费来加强国防，李鸿章还嫌他们不够硬。而到了1894年，房子仿佛已经裱糊成“一间净室”的时候，他心里的天平就倾向于后者了，成了老佛爷60大寿献礼项目颐和园工程的大赞助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