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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三届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北京、天津、河南、山东以及日本的40余名学者参加。在短短的一天会期里，共宣读论文21篇。以各种社会文化史议题为主题的会议在首都师范大学已经举办了很多次了，以“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序列举办的双年会到今年也已经进行到第三次了，参加会议的半是旧雨，半是新知，所以，这次会议采取了单刀直入的方式，没有安排一般学术会议通行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全部时间用于论文的报告和讨论，学术气氛更为浓厚，安排也更显紧凑。 社会文化史作为一种结合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新研究视角或领域，在国内发轫于1988年刘志琴先生的呼吁。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现改名为社会史研究室）的研究团队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以梁景和教授为带头人的研究团队努力下，社会文化史已经在史学界成为公认的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学术前沿领域。不可讳言的是，社会文化史具有典范意义的作品还不够多，所以在历次以社会文化史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上，往往比较成熟的、具有倡导者所期望看到的社会文化史特色的论文只占较小部分，绝大部分论文基本上处理的是社会文化交叉地带的议题，如教育史、新闻传播史、社会思想史等，但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却新意不多，毋宁说那主要是传统史学的延续。另外，近年来关注度较高的妇女史、法制史、社会史、医疗史方面的论文也频频出现在社会文化史的会议上。这次会议也不例外，作为研究领域的社会文化史在论文中占绝大多数，另外妇女史、法制史、社会史、医疗史等社会文化史的相邻领域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这些论文在各自的具体问题探讨上当然都各有其学术价值和亮点，这里不必多说。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会议上关于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探讨的气氛较为浓厚，在一些实证研究成果中也展现了值得注意的趋向。这在社会文化史实证研究成果各说各话，理论探讨相对滞后的现状下不能不说是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了。 首都师范大学梁景和教授是国内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近年来在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探讨上用力尤多，发表了多篇引起注意的论文。他的理论方法探讨既是对个人20多年来研究经验的总结和提升，也与他的研究团队目前进行的新中国时期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密切相关。由于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距离今天比较近的时段，所以梁教授特别注意借鉴、吸收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和方法。在《生活质量：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维度》一文里，他将在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和医学等领域已经广泛使用的概念“生活质量”引入历史学领域，强调如果从史学角度来研究生活质量，将会开辟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维度。生活质量具有客观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内容，也有涵括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等主观层面的内容。梁文对于史学中“生活质量”研究设想了三个梯度的内容，又提出了六个方面的研究方法，尽管都是宏观的粗线条勾勒和举例式的说明，但其探索之大胆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个人认为，社会史、文化史的资料和成果已经相当丰硕，将它们整合在“生活质量”这一主题之下，对于物质生活、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主观感受等多个层面的内容加以综合性的呈现和分析，将为社会文化史从局部的专题研究走向整合思考提供一条途径，同时也会促使人们在接受新鲜的、易于感受的知识之余，思考更为深刻的哲理问题。在史学研究领域中，似乎不必刻意追求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研究生活质量时所习见的量化的指标体系，因为遗留史料恐怕难以支撑面面俱到的量化数据。 湖北大学周积明教授尽管早已白发苍苍，但从其口中却不时蹦出“文化资本”、“文化策略”和“身份认同”等新潮名词，令在座者莫不侧目。他这次提交的论文《“麻城孝感乡”历史记忆中的心态与策略》是对四川广泛流传的歌谣“问君祖籍在何方，湖广麻城孝感乡”的解读。四川的“麻城孝感乡”和华北的“洪洞大槐树”一样，是流传广泛的移民传说，在史实层面经过许多学者的实地考察和文献考证，已经形成了多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周教授并不试图再去论证，历史上的某个时期是否有大批移民从“麻城孝感乡”或经由“麻城孝感乡”迁移到四川、陕南；也不去考察是否有许多自称来自“麻城孝感乡”的移民，其实并不是真正来自“麻城孝感乡”，而是通过“冒籍”、“假托”、“粘连”等方式，加入“麻城孝感乡”的来自其他地方的移民。他真正关注的是，在关于“麻城孝感乡”的历史记忆里，“人们以为发生过什么样的事”，其移民心态的背后，隐藏有什么样的历史内容，这同样是一种历史的真实，而且是更为隐秘的、深入到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一种历史真实。他着重考察了“奉旨入川”、“土著无遗存”以及“背手与脚趾甲复形”等三种有代表性的说法，其背后具有什么样的文化策略建构。这种研究取向已颇有西方新文化史的味道，在国内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可以大力加强。 湖北大学郭莹教授介绍了目前正在进行的汉冶萍公司档案整理与研究。以往的研究积累已经很丰厚了，这次他们的研究将视角转换为欧洲史学中流行的“劳动史”，它既包括体力劳动，也包括脑力劳动，既有劳方，也有资方，只要是创造了社会价值的劳动，均可涵括在内。从她所介绍的研究设想和初步心得来看，其内容具有一定的整合性，企业管理史和相关人群的社会生活史都纳入其中。我们期待着这一新的研究课题早日结出丰硕的果实。 中华女子学院的李慧波博士试图将个人生命历程与社会结构的关系纳入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范围。她以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图书馆收藏的大量新中国初期乡村女教师口述资料为例，展示了职业生涯与社会环境的复杂关系。我认为，以个人生命历程为切入点探讨社会文化问题，在中国人类学的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些成功的尝试，但在史学界还没有作为一种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传统的人物的研究必须加以改造、提高才可能具有社会文化史的意义；李文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尽管其论述还不够成熟，但其启发价值仍是不容忽视的。 社会伦理观念的演进是社会文化史较早注意并结出丰硕成果的领域。首都师范大学余华林副教授对于五四时期知识人关于贞操的观念作了有新意的梳理。以往的研究侧重揭示五四时期知识人批判传统社会片面要求女性遵守贞操，但对其具体内涵的层次性和阶段性发展则不甚了解。余文看到五四时期贞操观念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强调在婚姻范围内互守贞操，第二阶段将贞操扩展到婚姻以外，强调对于恋人保持贞操，第三阶段则是将贞操的人身依附性完全去除，仅仅将贞操与爱情相联系。“贞操”无疑是五四以来社会伦理领域的关键词，如果能够以其为中心，更为广泛地搜集材料，对其思想内涵作出细致分析并结合社会实际加以论述，也不失为推动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条较好的路径。 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张弛研究的是民国时期玩具文化中的性别议题，在他看来，幼教话语中广泛流行着玩具塑造男女不同气质的说法，与消费行为中性别界限的模糊化和家庭贫富分化所造成的玩具分配不均和性别意识淡漠形成了某种张力。这篇文章的历史感也许还不够强烈，但作者熟练运用人类学和社会性别理论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是社会文化史走向成熟需要特别加强的方面。 南开大学江沛教授和博士生王微合作的论文《传统、革命与性别：华北根据地“妻休夫”现象评析（1941-1943）》，与首都师范大学韩晓莉副教授的论文《被延续与被改造的传统——1937-1949年华北根据地、解放区的庙会活动》是两篇比较成熟的实证研究成果，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这两篇论文都打破了单一的革命史叙事，将革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其实施与深厚的地方社会习俗以及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结合起来，呈现了更为复杂的、也更为逼近历史真实的画面。这种将社会文化史与占据主流地位的政治史结合起来的成果，将会形成史学界内部更为直接的学术对话，从而直接推动学术的前进。 已经走过四分之一世纪的社会文化史在会议上的形象往往是“面目不专一”，研究成果水平参差不齐，其中一部分还是具有探索性质、试验性质的，但其活力也就在这种不断探索新领域新方法的尝试过程中。这次会议也是这样的。史学前辈曾说过：“草鞋没样，边打边像。”这里记录的就是“边打边像”的一个瞬间。“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社会文化史从提出之际起就面临着这样那样的疑虑乃至批评、质疑，但它20多年来一直吸引着有志于此的人加入其中，不断努力，不断提高，不断发展。 本文刊于2014年10月9日《团结报》史学版，刊出时略有删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