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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史记》，看到司马迁对蒙恬之死的评价，深受触动。《史记·蒙恬列传》结尾“太史公曰”：“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在司马迁看来，蒙恬所“兴”之“功”，即秦始皇启动的那些工程，当时均非急务。急中之急，是“振百姓之急”。 嬴政一统天下当上始皇帝后的短短11年里（公元前221—210年）启动的工程有：占地56.25平方公里的始皇陵；相当三分之二故宫面积的阿房宫；数千里长贯穿东西南北的驰道和直道，驰道宽69米，道边7米种一棵树，“厚筑其外”；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长万余里的秦长城。这些工程都可缓行。秦始皇统一天下时正值盛年，才39岁，供薨后用的陵寝和供享受的阿房宫，先停建个三五年也无妨；以当时秦军之强，不急着筑长城也不会有国防上的危险；驰道和直道，除了秦始皇出巡用过，据专家考证，于军事和经济没起到什么作用。 据史料记载，秦统一前，各交战国总人口3000万左右，战死约200万，其中战神白起就杀了100万，百姓走死逃亡不计其数。秦统一后，全国人口大约只剩下2000多万，妇女和老弱病残占去一多半。而建设这些工程就耗用了140万壮劳力，大大制约了休养生息、恢复经济、改善民生的步伐。 蒙恬直接负责长城和直道这两项巨大工程。他是秦始皇很信任的大臣，其工作性质使得他接触到民生的疾苦。他本该向秦始皇提出缓行全国工程的建议，以休养生息。但蒙恬却执意“阿”皇帝之“意”，心急火燎地赶工期，力争保质保量地完成他的政绩工程，为的是向皇帝邀功，以期得到更多嘉奖和信任。被如此念头驱使，他心里哪里装得下民生。可以想象，30万军士和无数的民工在蒙恬追赶工期的皮鞭下，皮开肉绽，啼饥号寒。急剧减员后，就从民间强抓壮丁补充，妇孺哭长城之声更为凄厉…… 蒙恬临死，也说自己该死，但不是说对百姓作孽了该死，而是说因为修长城和直道挖断了“地脉”才死有余辜。司马迁说他荒谬至极，到死都没有弄明白自己错在哪里。为何不从荼毒民生角度检讨该死的原因呢？如果是从这个方面去检讨，那就“不亦宜乎”了。 2000多年前就具有强烈的民生情怀，就能站在以人为本的历史高度审视历史，这正是司马迁的伟大之处。司马迁丝毫没有抨击长城等工程建设的意思，只是主张从民生出发。休养生息了，众庶和了，帝国才能长治久安。 其实，很多人都面临类似蒙恬的选择。对于为官之人而言，在面临各种选择、作出各项决策的时候，一定要正确掂量出哪头轻、哪头重，罔顾民生民瘼，实则是政绩观出了问题，需要尽快从政绩迷思中跳出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迁对蒙恬之死的评价，于今仍有醍醐灌顶之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