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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创作伊始，就将主要内容锁定在了1976年到1984年的八年间。而这八年也正是处于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历史时期。决策恢复高考、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平反冤假错案、知青返城、农村改革、解决香港问题、设立经济特区等等，如何将这八年的鲜活历史浓缩在48集的电视剧当中，做到既尽可能地还原史实，又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自始至终便是该剧所努力解决的难题。为此，该剧编剧们定下一个原则：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即：将还原真实的历史摆在第一位，并通过少量的艺术加工，尽可能地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首次采用了“虚实结合”的创作方法，即在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一批真实的历史人物之外，虚构了田志远、夏默、田源、夏建国等一批人物，而串联起虚实线人物的便是一个个对当代中国产生深刻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大决策。 对“决策恢复高考”的质疑不符合史实 邓小平和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在一起 “决策恢复高考”就是其中一件。在网络上，有人质疑电视剧中涉及的在1977年当年决策恢复高考一事并非是邓小平的决策，并称“恢复高考的决定是1977年10月5日由华国锋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的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的意见》”。这实在是对史实了解不清。 事实上，早在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教座谈会最后一天发表的《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中，就对恢复高考作出明确表态：“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科教座谈会结束后，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教育部很快报送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指出：原计划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8月开始招生，11月中旬新生开学。现根据邓副主席最近的指示，我们将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作较大的改进，招生时间拟推迟到第四季度，1977年新生于明年2月底前入学，推迟三个月（包括寒假）。这就确定了在1977年当年即恢复高考。 虽恢复高考一事已经确定，但其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再研究：高考考生一般都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但是“文革”十年中积压下来的上千万社会知识青年怎么办？如果这些已经工作的青年想要报考，单位不批准又怎么办？ 在电视剧中，这几个问题是由一个警卫团的“老三届”战士提出来的。当他被邓小平问及是否想报名参加高考时，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第一，我今年二十八了，已经超龄了；第二个，即便可以报名，也要单位批准，我是刚被部队提拔上来的干部，我想部队是不会放我的。” 这段对话当然是经过了一定的艺术虚构与创作。但事实上，允许社会青年报考、放宽政审条件这几个问题的解决确实都与邓小平直接相关。 9月6日，邓小平在将教育部的一份书面报告批送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时，亲笔附信：“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 根据邓小平的这份批示，教育部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符合条件的均可报考。 同时，邓小平对招生中“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十六字方针也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比如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坏一些，不同意报考怎么办？我取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 重新确定高考招生比例，允许社会青年报考，使得上千万还在农村劳动的知识青年重新燃起了希望；而邓小平拿掉的这一句“单位同意”，则为更多青年通过平等竞争上大学创造了条件。 高考招生政策虽然定下来了，但在推进过程中却遭遇了不少阻力。在关键时刻，又是邓小平及时站了出来。9月19日，邓小平在与教育部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太繁琐。”讲话中邓小平还提出：招生中要放宽政审条件。“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邓小平在关键时刻的这一举动，使得无数因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所累的青年看到了希望，使他们获得了平等的竞争机会。 同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 在此背景下，1977年冬和1978年夏，全国1000余万考生又重新走进了中断了十年的高考考场，获得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在电视剧中，当陕西知青夏建国几经周折，终于拿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黄土高原的梁上奋力奔跑、呐喊之时，多少电视机前由那个年代走过来的知青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历史证明，1977年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不仅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更改变了国家的命运。恢复高考不仅是恢复了一种考试制度，从更高的意义上来说，它是全面拨乱反正的突破口，也是中国人民走向改革开放的伟大起点。 邓小平最早提出解决知青问题新思路 1977年和1978年的高考使得部分下放知青得以回到城市，跨入大学校门。但更多的知青仍旧滞留当地。电视剧中的云南知青田源就被设定为这样的角色。在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中国共有1700万青年被输送至农村、国营农场。下乡知青人数的急剧增加，远远超过了各地的安置能力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容纳程度。对此，李先念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文革”以来，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有1000多万人，而国家又从农村招工进城1000多万人，先后花了60多亿元，买了“四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熟悉知青返城历史的人都知道，在知识青年返城过程中，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而田源就被设定为这批云南知青中的骨干分子。 有人认为正是由于云南知青的上书请愿才使得中央决策知青返城一事。但事实并非如此，云南知青的群体事件只能说是知青返城的催化剂。现有资料表明，早在“文革”结束后不久，中央就已经在着手考虑解决知青问题。邓小平则最早提出了解决知青问题新思路。 1978年2月1日，邓小平就曾指出：真正解决下乡知识青年问题，归根到底是城市工业发展。重工业发展以后，是不是开辟一些就业门路，比如轻工业、服务行业，都可以用一些人。 3月28日，他在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谈到如何使城市容纳更多的劳动力问题时说：现在搞上山下乡，这不是长期的办法。他还说：四川平均一个人不到一亩地，城市人下去以后，实际上同农民抢饭吃。我们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要开辟新的工业领域，做到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其他领域也要这样做。 可以说，早在知青问题集中爆发之前，邓小平就已经着手从实际操作的角度考虑知青返城后的就业安置问题了。 “让孩子们回来吧”，所有知青得以返城 1978年10月18日，云南景洪农场的几位知青起草了《给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表达了要求返城的愿望。但联名信寄出后即被省主管知青工作的领导扣压。 11月25日，《中国青年报》社就此情况致信邓小平，并附上了《知青给邓副主席写联名信受到压制》一文和景洪农场知青的《联名信》。12月2日，邓小平作出批示：“转云南省委注意，应做工作，不应压制。” 1979年1月10日，知青代表在北京见到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为了解决知青问题，中央派出以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首的调查组南下。 在电视剧中，以上事件均被一一呈现，真实再现了云南知青回城的曲折过程。 知识青年急切渴望回到城市，但城市容纳力有限。就在众说纷纭之时，邓小平又拍板作出决策，让所有知青全部返城。电视剧中邓小平淡淡的一句“让孩子们回来吧”，最后终结了长达10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 回首1976年到1984年这八年的时光，其中攸关中国命运的每一次关键抉择都凝聚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智慧与勇气。如实地将这段不平凡的历史展现在银幕上，既是一种使命，也是一种担当。愿这段辉煌的历程继续激励着中国人民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奋勇前进。 （作者为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资料统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