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是西汉的开国功臣,但韩信早年的经历,并非一帆风顺。韩信年轻时,身为一介平民,性格放纵,不拘礼节。因此,他没有资格被推选为官吏,又没有经商谋生之道,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常常依靠别人接济度日,混吃混喝,所以,许多人都讨厌他,看不起他。 一次,淮阴屠户中有个年轻人,当着很多人的面,侮辱韩信说:“虽然你个子长得高高的,喜欢佩刀带剑,装模作样,其实是个胆小鬼。”又当众侮辱他说:“你要不怕死,就拿剑刺我。如果怕死,就从我胯下爬过去。”面对屠户的挑衅,韩信盯着他看了好久,仔细地打量了一番,然后低下身去,趴在地上,从他的胯下爬了过去。满街的人都笑话韩信,认为他胆小。这就是“胯下之辱”的来历,后人常用这个成语来表示“困境中所受的屈辱”。 在那位淮阴屠户眼中,在旁观韩信钻裤裆的那伙市民眼中,韩信的确是个胆小如鼠之辈,然而,古今成大事者,需审时度势,不计较一时一地的输赢,需要具备忍辱含垢的精神,需要忍受常人所不能忍受的屈辱。韩信虽然忍受了胯下之辱,但在后人眼中依然是“胆力绝众,才略过人”,说的就是韩信这类人。所以说,真正的勇士所承担的不仅仅是淋漓尽致的豪情和激越,不仅仅是动不动地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不仅仅是光彩夺目的冠冕和鲜花,更是常人所不能承受的屈辱与艰辛。司马迁在高度评价了韩信一生的功业之后,也为韩信最终的结局甚感惋惜。其实,太史公的感叹,真正是有感而发,哪里仅仅是为韩信一个人,分明也是在感叹自己。 司马氏家族世代为史官,尽管中间曾一度中断,但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的时候,又接续上了这个职位。这是一个光荣的职位。所以,司马迁对此深以为荣,说:周公在世的时候,歌颂周民族的兴盛功业;五百年之后,孔子编纂《春秋》,修复礼乐,尊天子,贬诸侯;孔子去世五百年之后,这一光荣的任务就落到我司马迁头上了。因此,司马迁的责任是继承祖业,编纂史书。 但是,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的一场飞来横祸,成了司马迁内心深处难以忘记的永久创伤。这一年,名将李广的孙子李陵率领区区五千人马,配合汉武帝宠爱的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利讨伐匈奴。在居延一带,李陵与匈奴八万主力大军遭遇,奋战八天,“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兵败投降。李陵兵败投降的消息传至长安,汉武帝大怒。前几天还纷纷称赞李陵的满朝文武趋炎附势,又纷纷指责李陵。司马迁痛恨这些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人,恰逢汉武帝询问他对李陵事件的看法。司马迁从李陵平时的为人以及作战双方的具体情形分析李陵 投降可能是权宜之计,很可能会在以后的日子里寻找机会报答汉庭,言说之间不无对贰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职的旁敲侧击。 司马迁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无能的李广利,也就是讽刺自己用人不当。于是,以“诬上”的罪名下狱。案件落到了臭名昭著的酷吏杜周手中,被判死刑。按照汉朝律令,死刑可以用钱自赎;无钱可以宫刑替代免死。司马迁家贫无以自赎,亲朋好友纷纷与之划清界限,无人出手相救,司马迁只得自请宫刑,忍辱苟活。次年,司马迁平静地接受了最令人耻辱的“腐刑”。 李陵之祸、遭受宫刑,对司马迁心灵创伤很深。司马迁说:“没有什么悲哀比心灵受到创伤更为可悲了。没有什么行为比使先人受辱这件事更丑恶了,没有什么耻辱比遭受宫刑更严重了。”司马迁还说过这样的话:“看一个人对耻辱采取什么态度,就可以决断他是否勇敢。”所以,真正的勇敢不是因为某件事壮烈地死去,而是因为某件事“卑贱”地活着。 他可以选择死亡,但为什么隐忍苟活? 支撑司马迁坚持活下来的是他的史官家族的责任,是完成他父亲司马谈遗愿的孝心,是他成就一家之言的内在动力。 李陵之祸摧残了司马迁的肉体,然而并没有摧毁司马迁的人格、理想,反而激发了他发愤著书的精神。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皇皇历史巨著由此问世。 韩信忍胯下之辱,留背水一战之功;司马迁忍辱含垢,成《史记》皇皇巨著。这都是忍辱负重式的勇敢。但是光有隐忍,还不一定能算得上勇,如果仅仅一味地忍让,最多也就是委曲求全,所以,不仅能忍,还要知耻。成语“卧薪尝胆”说得就是这样的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