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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一时糊涂收取贿赂，责任应该在皇帝“钓鱼执法” 无独有偶，贞观前期，李世民在一次对中书、门下两省五品以上侍从官员的谈话中，再次申明了君臣共治的原则： 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烦简择，以相委付？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 在当时，除了尚书省六部的行政体制之外，还设有门下省负责上下行文书的收发、签署与审核，以及中书省代皇帝起草诏令。而中书省和门下省由于在皇宫内都设有“内省”，所以和皇帝的关系较近。因此，李世民称这两省为“机要之司”，一是指他们与皇帝的亲近关系，二是指他们负责的事务十分重要。当时，门下省是所有行政文书传达的枢纽，也是对行政文书进行审核的关键部门，地位非常重要；而中书省代皇帝草拟诏令，是君主的喉舌，作用也举足轻重。李世民认为，两省的职责非常重要，所以都要选择贤能之士。如果国家的诏令有不当之处，就应该明确提出，进行改正。而他觉得如果诏令的起草与签发非常顺利，恐怕是官员们因为惧怕皇帝或为了互相回护，不对政策的过失提出劝谏。因此，他专门强调，两省官员应该对诏令中不合情理之处进行批评，不能知而不言，也不需因怀有畏惧之心而踌躇不前。 在以皇帝为核心的体制下，由皇帝亲自倡导一种政治风气，亲自宣传一种治国模式，收效自然事半功倍。李世民以君臣共治为出发点，一再重申大臣对国事的处理权，提倡大臣对君主的过失进行批评指正，此举对理顺君臣关系、建立理性执政体制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当然，君臣共治、互信原则的确立，也并非一帆风顺。 经过了隋末唐初的动荡，当时的政治风气颇为败坏，很多官员都以收取贿赂为常事。而李世民要与大臣共治天下，就必须有良好的政坛风气，但是当时的状况不能不让他担忧。所以，他想出了一个“钓鱼执法”的策略，派人给官员们行贿，发现受贿者便要处死。民部尚书（后来改称“户部尚书”）裴矩则认为，这种君主用不良手段对大臣进行试探的行为本身就不道德，因此大臣一时糊涂收取贿赂，责任应该在君主“钓鱼执法”。 裴矩对李世民的批评，正抓住了他的要害。当时，李世民一方面希望与大臣共治天下，一方面又对大臣们不放心，因此才想出了“陷人于法”的点子。可是，裴矩看破了这一点，他一针见血地提出，君主要想大臣忠诚，就必须自己开诚布公，而不能私下搞小动作。李世民颇为震动，采纳了裴矩的建议。 不到一年，又有人向李世民提出，要除掉朝中的佞臣。李世民问此人究竟谁是朝中佞臣，此人建议李世民和大臣交谈时故意发脾气，凡是继续坚持己见的，都是忠直之臣；而看到君主动怒就畏惧顺从者，便是佞臣。听了这番话，李世民表示，君主与大臣应该以诚相待，而不能以权术驾驭大臣。如果用佯装发怒这样欺诈的方式来做试探，君主哪还有资格去指责大臣不忠直的行为？ 短短一年的时间，李世民的认识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一方面，是政治实践让他认识到君臣互信、共同治国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是以诚相见让他收获了大臣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益处。 值得玩味的是，裴矩之前曾在隋朝为官，在隋炀帝时期，他还是一名“佞臣”。可以想见，如果李世民坚持用各种小动作试探大臣，裴矩或许会继续扮演“佞臣”的角色，而他之所以挺身而出制止李世民“陷人于法”的行为，正因为他认识到君臣互相欺瞒的恶果——他的前一位君主隋炀帝，就在众叛亲离之时死于臣下之手，天下也因此而陷于战火多年。当然，也可能是他看到李世民这位青年皇帝想要树立良好的政治风气，所以主动抛弃了“佞臣”的面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