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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对自己的行踪高度保密，反而害了自己 自君主制政权出现后，君臣关系这一社会存在也就随之产生，并在不同政体下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甚至影响着国家的政治制度。仅就中国而言，在分封体制下，更多体现的是君臣间的合作，各级领主作为其封君治理地方的代理人，同时参与封君主持的大型活动，比如祭祀、征伐与重要政治决策；进入帝制时代后，官僚制逐渐取代了贵族制，大臣们的政治自由度大大降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君臣”应该如何相处，就成为中国古代皇权政治下的一个重要命题。 在帝制初建的秦朝，皇帝以神秘主义武装自己，欲使大臣们无法获得皇帝的活动信息，并希望借此让臣下产生恐惧与崇敬之心。秦始皇对自己的行踪高度保密，甚至对有嫌疑泄漏自己看法的“中人”（宦官）尽行诛杀，体现了其对大臣的猜忌与防备。这种做法，也成为为他求仙药不成而产生异心的方士们批判他的理由。方士们认为，秦始皇将大小事务的裁决权尽归于己，而自丞相以下的各级官员只能按照其裁决的结果办事，这是其“贪于权势”、“刚愎自用”的表现。事实上，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由秦始皇个人的性格所决定，而是帝制时代刚刚到来时，重新确立君臣关系这一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此后不久，刚刚建立的西汉政权，一面试图恢复承袭了千年的分封体制，一面对诸侯、官僚进行防范。韩信等异姓王侯先后被铲除，宗室刘濞因封地过大而被猜疑，一代名相萧何靠自污求自保。这些事实，其实也是秦朝以来帝制环境下君臣关系紧张的延续。 自帝制的大门向人间缓缓打开之时起，历代帝王、政客与学者就这一帝制时代命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仅就理论层面而言，战国末期的学者韩非创立“法、术、势”合一的政治学体系，成为秦始皇处理与臣下关系的重要参照；汉武帝时代，儒者董仲舒借解释《春秋》，将“君天子臣诸侯”的政治学体系与儒家经典结合起来，奠定了两汉时期经学的基础，也成为西汉时代重要的统治思想；而经学发展到东汉时期，又抽象出了“三纲六纪”之说，将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合而为一。 理论方面的论证似乎已经充足，但可惜的是，在这些理论诞生后的每个时代，在实际的相处中，像唐朝那样君臣关系真正融洽的时期却不那么多。如何排除权力的控制欲对君臣关系的干扰，如何消除因政见不同而导致的君臣矛盾，如何使个人的性格与情绪不成为影响君臣相处的定时炸弹，才是真正需要实践者们去探索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本文由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资助。项目名称：“北朝后期至隋唐皇权政治的演变”，项目编号：06XNB0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