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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王社江和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学院教授鹿化煜，共同发表了《秦岭南麓汉水上游旧石器考古研究现状与契机》一文。 他们在对汉水上游汉中盆地和安康盆地旧石器遗址相关调查研究现状详细梳理的基础上，兼及丹江口库区周边古人类和旧石器遗址调查、发掘和研究的收获，结合所在研究团队数年来在该区域研究工作的进展状况与面临的问题，讨论了汉水上游地区的古人类和旧石器考古研究工作收获及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研究工作的重点和方向给予了前瞻。 对秦岭南麓需要一场多学科集成攻关 位于北纬33°上下、秦岭南麓的汉水上游是北半球同纬度地带自然生态系统最复杂、动植物资源丰富、适于早期人类生存的地区，也是我国古人类和旧石器遗存发现较早、遗址密集和研究较为深入的区域之一。上世纪70—80年代以来，汉水上游干支流地区发现的古人类和旧石器遗址数以百计，其丰富的古人类和动物化石资源以及旧石器文化遗存对研究早期人类迁徙与演化、环境适应、石器工业技术和南北旧石器文化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在我国古人类和旧石器考古研究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 两位学者认为，中国秦岭南麓北纬33°上下是北半球同纬度地区自然条件最好的区域，它占据了东亚大陆三级地势格局的第二级台阶，域内气候湿润，自然资源丰富，得天独厚，是古人类和动物群南来北往和东西交换的必经之地。相信在既往良好工作的基础之上，通过转变观念，拓展研究思路，转变单一考古学研究为地貌学、沉积地层学和年代学、古环境学等多学科集成式攻关的研究思路，透物见人，随着进一步的主动性研究工作的持续投入，该区域的古人类和旧石器考古研究一定会展现出更加美好的前景。 此研究得到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项目（KZCX2-YW-BR-24）、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项目（XDA05130201和XDA05120704）和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优先发展领域项目（20130091130006）的联合资助。 秦岭南麓旧石器考古研究仍有巨大潜力 王社江和鹿化煜回顾道，通过多年来持续不断的物力财力投入以及众多研究者们的不懈努力，在我国东西向第二级构造单元的汉水上游长达数百公里、沿北纬33°线上下的秦岭南麓中国南北自然和人文重要过渡区这个人类演化和文化交流研究的关键性区域内，已初步查明了其古人类和旧石器遗址的分布和埋藏规律。该区域的古人类和旧石器遗址分布广泛，其中既有洞穴类型的古人类居址，同时又含有密集的旷野阶地类型旧石器遗址群，遗址绵延分布在汉江及其支流沿岸第二至第四级阶地顶部或者相同海拔高程的洞穴中，时代从早更新世晚期到晚更新世期间，人类化石从直立人到现代人阶段均有发现。石器工业方面存在着以郧县人遗址和汉中梁山第三级阶地遗址群等大量阶地旷野旧石器地点为代表的、含砍砸器、手斧、手镐、薄刃斧等重型器物的遗址；以湖北房县樟脑洞、河南栾川龙泉洞、河南南召小空山上洞与下洞遗址和陕西安康关庙等晚期旷野旧石器地点为代表的小型石片石器类型遗址；河南淅川坑南含石叶工业技术类型遗址等三种不同的技术风格，这些发现与研究成果为本区域未来的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他们指出，还应该清晰地认识到，上述工作成就仍是阶段性的成果，打着深深的时代烙印，存在着以下诸多亟待加强的方面： 首先，在宏观层面上，整个汉水上游地区的旧石器考古工作极不平衡。丹江口库区周边工作力度大，研究更深入，该区域汉江干流和支流丹江流域发现遗址众多，成绩卓著，既有一系列重要的古人类和动物化石地点，又有密集的旧石器遗址，洞穴遗址和旷野类型遗址并存，延续时代长，文化内涵丰富。汉中盆地最早发现旧石器虽然可以追溯到1949年前后，但真正取得实质性进展是在上世纪80年代早中期不足10年的时段内。由于后续研究工作乏力，既没有进行大范围全面细致的普查工作，又没有针对任何一处重要的遗址组织过系统的科学发掘，以致于其后20多年间对该地遗址群埋藏地层、文化序列和石器工业面貌的认识始终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即便是原有调查采集的石制品也因为分散在不同的研究机构或个人手中而无法进行综合有效的石制品定量属性分析。中间段安康等盆地的工作与汉中盆地类似，上世纪80年代末期曾发现一些很好的苗头，但昙花一现，工作也仅限于此，只是近几年才重新被激活，所以今后应当继续加大在汉江两侧丘陵和山地寻找古人类和旧石器遗址的力度。汉中盆地和安康盆地段沿江两岸不同高程的阶地上普遍发育着良好的黄土状堆积地层，同时，在汉江两岸的丘陵和山区地带还广泛分布有石灰岩岩溶地貌，具备发现洞穴和旷野等不同类型古人类遗址的巨大潜力。 其次，汉水上游绝大部分的遗址只是简单的调查或抢救性发掘收获，只有郧县人等极少数遗址进行过多学科系统性的综合研究，成绩斐然。大多数的遗址多学科性的综合性研究工作滞后，甚至根本缺失，所以有必要整合整个汉水流域地貌学和遗址地层沉积序列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建立流域遗址年代学的基本框架和区域内旧石器文化的发展演化序列。在后续的研究工作中，应注意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考察遗址所在地独特的自然地理地貌环境，充分掌握当地动植物和土壤、气候等自然资源要素，加以综合分析。 再次，从汉水上游地区旧石器工业的面貌问题上着眼，该区域既有洞穴类型的居址，同时又含有密集的旷野阶地类型的遗址群，这些遗址中既有含砍砸器、手斧、手镐、薄刃斧等大型阿舍利类型器物的遗址，同时又有小型石片石器乃至石叶技术为特征的遗址，那么，这几种不同类型的遗址以及不同风格的石器工业技术面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遗址功能的差异，抑或是代表着不同的石器技术传统？其次，汉水上游石器工业的来龙去脉问题也令人关注，这里是我国发现含手斧、手镐、薄刃斧等阿舍利类型石器较早和较多的地区，该类器物究竟是从西方传播而来，还是不同地区人类文化趋同的结果？他们认为，这个问题的研究需要整合同处秦岭山地的南洛河流域以及秦岭北麓蓝田等整个秦岭地区的考古发现，并结合东亚百色盆地、长江中游地区、丁村和韩国等地的同类遗址进行综合考量。最后，在微观的研究层面上，还需要加强对特定遗址或者特定器物类型的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