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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也有着非常长远的历史文献和历史教育的传统。专门以书写历史为职务的史官，在中国出现甚早。根据多种古籍记载，这可以追溯到被称为“人之初祖”的黄帝的时代，即约为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如果说这不过是难以证实的传说的话，至少在公元前13世纪的商王朝廷里，已经有“史”或“作册”这样的史官在活动，见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 史官或与之有关的人员，被任用于教育工作。最近发现的西周早期青铜器荣仲方鼎，铭文记述了名叫荣仲的人，在周王给他建立的学校中，教授王子和诸侯子弟的事迹，而这位荣仲就出身于“史”的氏族。 到春秋时期，各种体裁的史籍被用于教育，例如《国语·楚语》记载，楚庄王命士亶担任太子的老师，士亶去请问贤大夫申叔时，申叔时告诉他教太子的科目，其中有“春秋”即史书，“世”即谱牒，“语”即《国语》一类分国记述，“故志”即有关前世成败的专篇，这些都是历史文献，在教育中已有重要作用。 对历史的重视，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古时学者大都主张经、史应该并重，甚至规定读书必须“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即使是“蒙学”即儿童的教材，历史知识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比如最普遍流行的儿童读物《三字经》，叙述历史的内容竟有约三分之一，以致民间称之为“小纲鉴”，也就是史书缩影的意思。 中国传统上重视历史，尤其突出的是重视古史，即中国历史的开首部分。这是由于历史和文明是在古代起始的，要认识今天必须追溯到过去。正与研究西方一定要探索希腊、罗马，甚至古老的近东一样，中国的古史对理解现代中国也具有特殊的意义。自然，对于夏以前的历史探索，为我们把握文明起源、更好地把握未来，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支撑。 中国传统观点认为文明始于公元前三千年的黄帝时代，从而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黄帝、颛顼、帝喾和尧、舜，是《史记》讲的“五帝”，所以近年若干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学者，把公元前三千年到两千年左右这一段历史，称作“五帝时代”。 关于文献中记述的“五帝时代”史事，曾有很多学者认为只是后人撰作，并无真实依据。早在1909年，日本著名学者白鸟库吉发表《中国古传说的研究》，否定尧、舜、禹是历史上实有的人物，被称为“尧舜禹抹杀论”。在中国，1923年开始的《古史辨》（第一册于1926年出版）疑古思潮，也是以类似的讨论揭幕的。 中国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疑古思潮，有着文化史上的进步意义，但在否定古史传说之后，怎样正面地探求古史真相，仍是重大的问题。当时有的学者已经指出这一思潮的不足，如王国维在1925年，便讲到“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曾为充分之处理也”。他主张“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而要揭示史实素地，必须采用“纸上之材料”（传世文献）与“地下之新材料”互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这为重建古史开辟了道路，也是后来中国古史研究和考古学、古文字学密切联系的先声。 对文献记载中所见古史传说给以现代的科学的解释，用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话说是“释古”。北京大学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的论作《考古学视野的三皇五帝时代》（见《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36期，2008年3月），他不仅列出了对应表，并加说明：“尽管两个系统使用的符号不同，也不敢说表列的对应关系没有一点差错或存在前后游移的余地，但从人猿揖别、人类社会出现以来，两者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基本相同，每个大体相对应的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基本相同，从而决定了无论是考古学构建的古史体系还是传统史学的古史体系都具有自己的合理性。考古学构建的古史体系固然是科学有据的，没有或甚少文字记载或仅有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形式流传下来的古史体系也不能说全是子虚乌有，正如尹达先生所言，这些神话、传说都有史实的素地，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拂去附着其上的荒诞不经的尘垢，便可揭示出其合理的内核。”李伯谦先生此文，代表了中国学者探索古史，特别是远古历史的新趋向。 更重要的是，正是由于我们对于古史传说的重视与认真研读、辨析，我们对于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等考古学热点问题，也能从不同的研究方面提供出新的信息、证据加以探索与研究。李学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