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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战国竹简有两次大的发现。一次是西汉早期鲁共王扩建宫室，在孔子旧宅墙壁中发现一批经书，含《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史称“壁中书”。这批经书是鲁简，应该是为避秦火而藏匿起来的。另一次是西晋武帝汲郡人不准盗掘战国魏襄王（一说“安釐王”）墓，“得竹书数十车”。经当时学者整理，共70余篇，包括《周易》、《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史称“汲冢竹书”。这批书籍是魏简，属晋系。这两次发现，都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大事，至今影响依存。 竹书楚简次第面世 现代战国竹简的出土，其发轫得益于新中国成立后展开的大规模基本建设。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发现，地域不出战国楚势力范围。凡科学发掘出土的，主要出自楚墓。尽管不排除少量竹简文本有外来因素，但学界通例统称“楚简”。竹简是易腐物质，目前只在楚地出土，原因与楚地的地理环境及楚墓葬形制利于竹简保存有关。 楚简是迄今所见时代最早的竹简，目前共出土约30批，已刊布与未刊布简各占半数左右，时代以战国中晚期为主，内容主要有丧葬文书、卜筮祭祷文书、行政司法文书、日书及历史文化典籍。 早期发现的楚简，大都保存状况较差，数量不多，内容相对单一，多为遣册即随葬品清单和卜筮祭祷文书，关注者主要是古文字学者。延至20世纪90年代初，包山楚墓竹简的公布，打破了这种局面，一时引起轰动。包山楚简多达278枚，保存相当完好，除去丧葬、卜筮祭祷文书外，还有数量丰富的行政司法文书，触角延伸到行政制度、法律史层面，总字数约12600个，单字约1600个，其中有大量新见字，可说是楚文字发现与研究的转折点。自此，楚文字研究逐步走向系统化，成为战国文字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 1998年，郭店楚墓竹简（以下简称“郭店简”）公布。与此前发现不同，全部731枚楚简统统是典籍，兼存儒家、道家著作，所涉学科大为拓展。郭店简一共13篇文献，有的有传世本，如《老子》、《缁衣》，大部分是佚书，然而与传世文献有着密切关系。甫一公布，即激起学界强烈反响，吸引古文字、文献史、学术史、思想史等多领域学者投身其中，成果迅即迭出。第一家以简帛为主题的学术网站“简帛研究”网也应势而生。郭店简给楚简研究带来的另一个新面貌，是国外汉学学者的积极参与。截至2003年，国内外相关研究论文发表不下千篇，专著约百种。郭店简是楚简书籍的第一次大发现，引领楚简研究成为学术前沿，并呈现国际化的态势。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上海博物馆入藏一批楚简（以下简称“上博简”），约1600枚，性质与郭店简类同。郭店简研究如火如荼之时，上博简开始公布，自2001年至2012年，先后出版九册，公布约60篇文献，篇数大大超过郭店简，内容也更为丰富。这使郭店简带来的楚竹书热得到很好的承续，进一步扩大了楚简研究的影响。 2008年，清华大学又入藏一批楚简（以下简称“清华简”），合计2388枚，基本保存完好。跟郭店简、上博简一样，清华简也是书籍，但有自己的特点。按照书籍传统四分法，郭店简、上博简可划归子部，清华简则大体可划归经、史部，含《尚书》类文献、编年体史书等，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其价值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由包山简开启，郭店简推动，上博简承续的楚简研究热，因清华简的出现，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特别是后三批竹书如有约定，次第面世，不禁让人有冥冥之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