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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4年，也是中国农历甲申年。这一年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三个年号，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永昌元年。三个年号代表着三股力量，争夺的目标是北京城。 这一年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二月，李自成统领大顺军由龙门渡过黄河，占太原。然后，势如破竹，快速北上，又乘势东进，绕过八达岭外的岔道城，取延庆柳沟城（今柳沟镇），到达德胜口，顺利进入北京。三月十五日，大顺军占领昌平。十七日， 围攻北京城的战斗开始。据史书记载，这一天天气骤然发生变化，出现狂风大雨，而攻城的大顺军将士却个个精神抖擞，异常勇猛，远远望去，身穿黄色衣甲的大顺军将士如同一片片黄云，遮天蔽日，场面十分壮观。在广宁门（今广安门）外，当地老百姓帮助大顺军攻城，他们有的抬出门板，有的拿出棉被给攻城的将士铺路和遮挡城墙上抛下的石块。十八日晚，广宁门率先被攻破，大顺军涌入外城。然后，由刘宗敏、李过分别率领从宣武门、正阳门进入内城。同时，德胜门、阜成门、朝阳门被打开。身在皇城内的崇祯皇帝来到煤山（今景山），望城四周，已经“烽火彻天”，知大势已去，于三月十九日凌晨，在太监王承恩陪伴下登上煤山，两人相对吊死。 三月十九日（1644年4月25日）是中国历史值得记住的日子。这一天上午，天空晴朗，北京城像过节一样，家家户户在门上贴上黄贴，上面写着“永昌元年顺天王万万岁”，“新皇帝万万岁”，夹道欢迎大顺军进城。李自成在中午时分，身穿毡笠缥衣，乘乌驳马，由大将刘宗敏、丞相牛金星、军师宋献策等一百余骑陪同，进入德胜门，沿途受到京城老百姓热情欢迎，迎来了一生最辉煌的时刻。 李自成进北京后，引起北京社会急剧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大顺军带来了农民革命的鲜明色彩，大官僚、大地主感到害怕，惶惶不可终日；而普通老百姓感到扬眉吐气，明王朝专制统治迅速得到解除。然而，仅仅过了42天，经过山海关战役失败，李自成和大顺军不得不撤离。撤离前，李自成在紫禁城武英殿举行了登基仪式。然后，于四月三十日，从阜成门向西撤离北京城。 关于李自成败退北京有多种说法。一有腐败说。二有红颜说。三有流寇说。对于腐败说，一些专家学者是不认可的。明史专家顾诚先生认为：一些著作常常在缺乏对当时全貌进行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就轻率地接过南明和清初封建统治阶级的诬蔑之词，对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滥加指责。可以说，在大顺军进北京城初期，老百姓对大顺军不仅是欢迎的，而且寄予希望。大顺军刚一进城，李自成就颁布了严格的军纪。有史料表明，守城士兵吃的也是随身带的干粮，喝的是凉水，对附近居民赠送的食品还不敢接受，说明大顺军的军纪是严格的。对于红颜说，专家学者更多的认为是文人的创作和百姓的传说，没有史实证明李自成或刘宗敏霸占陈圆圆。 李自成败退北京有四个原因值得研究和借鉴。 1.军事斗争的失败。由于攻克北京的顺利，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表现出了骄傲情绪和轻敌思想，导致山海关战役失败。 2.战略人才的缺失。清朝入关前已经网罗了范文成、洪承畴等一批具有战略眼光的统治人才，一些史学家认为他们是清军入关和占据北京的“引路人”。而李自成依靠的是把兄弟、武将。在大顺军中，始终是重武将，轻文官，特别缺少有战略眼光的人才。 3.追赃助饷的失策。“追赃助饷”或“征饷于仕宦”是李自成提出并付诸实施的一项重要政策。这项政策既是打击地主、剥夺封建官绅财富的重要措施，也是解决农民军粮饷供给的主要措施。然而，在李自成进入北京城后，就策略而言，继续大规模地对明朝官僚实行追赃助饷是很不妥当的，甚至可以说这是大顺军领导人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 4.缺乏巩固的根据地。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在受到封建政权挤压和军事打击时，多表现为流动作战方式。如果长期流动作战，就会显现出弊端，导致军事斗争没有后方支援、政权界限不清晰、长久执政理念淡薄，还会助长掠夺式的革命斗争方式。特别是到了李自成败退北京后，这种弊端就会充分暴露出来。 根据李自成败退北京的历史经验教训，熟谙历史的毛泽东聚精会神组织打好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在军事斗争上占据了主动。同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3月从西柏坡向北京进发时又明确提出“我们决不做李自成”。当时，毛泽东生动地把中国共产党进北京比喻是“赶考”，周恩来也提出“我们都应当考及格不要退回来”。2013年7月习近平考察西柏坡时继续指出：“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作者：北京市规划办副主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