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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强调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品质和毛泽东个人。他指出：“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最重要的是制度，“制度是决定因素”。所以，我们既“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 二是强调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三是强调对领袖人物的评价，一定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意见和态度，尊重人民群众的感情认同，要考虑人民群众是否通得过的问题。他说：“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 整个过程也显现了邓小平同志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高超的领导智慧— 首先是采用作“历史决议”的办法来统一思想。“文革”结束后的一个时期，人们的思想比较乱。为此，像延安时期党中央对若干历史问题作决议一样，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在起草过程中，他多次发表重要谈话。 其次，提出坚持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的原则。他在审读稿子时指出，为什么“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还说“为什么我们这次要强调恰如其分？就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特别是当他发现《决议》草稿不符合这两条原则时，果断地说：“不行，要重新来。” 再次，将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区分开来，明确批评那种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的不正确说法，科学而智慧地指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这就一下子把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和理由说清楚了，解除了人们的困惑，澄清了模糊认识。 最后，强调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总起来说，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要大处着眼，“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显然，对历史问题，从大处着眼，不纠缠于细枝末节，既是战略思维，也是政治智慧。 在对这一历史课题的处理中，邓小平同志不仅敢于顶住压力，批评错误观点；同时，他又自觉地对党的历史错误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他坦陈：“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他明确表示：“我和陈云同志那时是政治局常委，起码我们两个负有责任。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也要承担一些责任。”这种勇于担当错误责任的政治品格是十分令人崇敬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