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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三年，袁世凯应诏陈言，希望朝廷加速立宪，由于奕劻的阻挠，建议失效。光绪三十四年，奕劻具折弹劾袁世凯与张之洞，反对宣布开国会年限。袁世凯与奕劻虽然关系非同一般，也并非完全是相互利用的利益之交，但二人政治利益和政治见解并不完全相同，在一些问题上产生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 光绪三十二年：袁世凯力主设立责任内阁，奕劻没有完全支持 刘厚生在其所著《张謇传记》中描述了袁世凯贿赂奕劻的情形：“在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以前，袁世凯所最注意的，仅仅是一个荣禄。其时庆王为外务部领袖，亦居重要地位，而袁世凯之所馈赠，并不能满庆王之欲。庆王曾对人发牢骚说：‘袁慰廷只认得荣仲华，瞧不起咱们的。’但荣禄自辛丑回銮之后，体弱多病，时常请假，照病势推测，恐怕不能久于人世。于是庆王有入军机的消息，为袁世凯所闻，即派杨士琦赍银十万两送给庆王……此为袁世凯交结奕劻之始。” 佐藤铁治郎在《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中说，奕劻“自回銮后得晤袁世凯，一见倾心，深相结纳，如胶似漆。遇事则袁谋于外，庆应于内。庆于袁之谋献猷筹画，无不言听计从”。 这些描述之下的奕劻、袁世凯关系呈现出如下场景：袁世凯以金钱铺路，重贿奕劻。奕劻昏聩，完全为袁世凯糖衣炮弹所打倒，甘为傀儡，对袁言听计从，奉为谋主。二人关系莫逆，甚至密谋废除光绪，立奕劻长子载振为皇帝。 奕劻贪黩好货，袁世凯投其所好，二人关系非同一般，这毫无疑问。问题是奕劻是否真的如此昏聩，毫无政治见解，一切听命于袁世凯？奕劻、袁世凯真的亲密无间？事实并非此。 光绪三十二年官制改革，袁世凯力主立宪并设立责任内阁，成为众矢之的，备受攻击。与袁世凯的锋芒毕露不同，奕劻表现的颇为圆滑。在会议官制时宣称：“此事是非我已胸有成竹，务请诸公详愼厘订，总求尽善尽美，再为核夺，奏请施行，免贻他人之议诮。”九月十六日，奕劻等将所核订的新官制进呈。新官制规定：“查立宪国官制通例，中央政府即以各部行政长官会合而成。盖一国之政，至为殷繁，非有分司之官以各任其责，则丛脞必多。而庶政之行尤贵画一，非有会议之地以互通其情，则分歧可虑。故分之则为各部，合之则为内阁，出则为各部长官，而入则为内阁政务大臣，此现拟内阁官制之由来也。内阁既总集群卿协商要政，而万几所出一秉圣裁，不可无承宣之人为之枢纽，故设总理大臣一人以资表率。总理大臣之称，初不昉于日本，我朝雍正、乾隆间，固尝有之。采邻国之良规，即以复圣明之旧制，称名至顺，取则非遥。总理大臣既亲承圣谟，平章庶政，而维新伊始，机务尤繁，不可无分任之人，为之参赞，必援立宪各国首辅之例，尚非其时，故设左右副大臣各一人以宏辅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官制还设计了一个备选方案。提出：“如以议院甫有萌芽，骤难成立，所以监督行政者尚未完全，或改今日军机大臣为办理政务大臣，各部尚书均为参预政务大臣，大学士仍办内阁事务。虽名称略异，而规制则同，行政机关屹然已定，宪政官制缺有始基矣”。尽管承认设立责任内阁是立宪各国通例，但经奕劻核订的新官制并没有完全支持袁世凯的主张，而是尽量折中调和各方意见。 九月二十日，清廷宣布改革官制。该官制规定改兵部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设立邮传部，管理轮船、铁路、电线、邮政各事。按照该官制，袁世凯须将会办练兵处事务、办理京旗练兵、督办电政、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督办津镇铁路、督办京汉铁路等兼差交出。袁世凯不肯交出，邮传部尚书张百熙亲自赴津与袁世凯晤商。临行之前，先到奕劻府邸请示。奕劻说：“慰廷本欲辞兼差，我说且至各设专部再议，渠不致不交；汝可告，既设专部，部中应有全权。”奕劻态度十分明确，袁世凯须交出路、电兼差。没有奕劻的支持，袁世凯不得已奏请开去各项兼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