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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传播机制所塑造的历史人物 新事物的出现与技术的进步改变着历史的基调，仅以近代以来信息传播机制的成长，便不难了解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既深且巨。“京报”、“邸报”及“宫门抄”、“辕门抄”这样一些沟通政情的形式，构成帝制时代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晚清读书人尤其是致力于“事功”的读书人，往往都通过“邸报”类媒介了解外部世界的信息。报章媒介出现后，接受信息的渠道与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晚清人士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渐次由阅读“邸报”之类，转向阅读近代意义上的报章。 在晚清盛负文名的王闿运展现出一位旧式读书人的“阅读世界”，通过其留下的《湘绮楼日记》，大致能还原其接受外部世界的信息所发生的转变。日记中频频提及的“洋报”，大约即是《申报》之类由外人所办报章。这也不难理解，即便是“洋报”，照样“恭录上谕”，并反映中国政治社会各方面的信息。可以说，新型传播媒介对王闿运的影响还是颇为明显的，而就信息传播的效力来看，也是迥然有别的。尤有甚者，僻居县城的王闿运，还提供了电报如何介入到个体生活的例证。年过八旬的王闿运1914年被邀入京，出任国史馆馆长兼参政。不能将此完全归于“电报”的作用，但可以推断的是，如果仍依靠书信的往来，则袁世凯是否那么容易找到王闿运，还很难说，毕竟王闿运在此任上也仅几个月的时间。 类似的例证所在多有。生于晚清官宦世家的孙宝瑄，长期生活于中心城市，所能接触的新鲜事物自非一般士人可相提并论。孙以往主要通过“邸抄”等帝制时代的信息媒介了解中枢消息，当新型媒介在中国广泛出现后，他也接触了大量的报章杂志。此外，对于“电报”，他在日记中也有不少赞誉之词：“今之电报，亦能杪忽间达志意于数千万里。”到1906年的日记中则提及“电话”的利用，“宣布立宪”的消息即是友人通过“电机传语”。过去是通过邸抄，再一步是通过报章，现在则是通过电话。由此不难看出，晚清士人对外部世界的把握，的确经历了颇有意思的变迁。 报章构成包含近代信息最为丰富的“载体”，也成为近代社会变迁最“真实”的写照。对于新型传播媒介的作用，吕思勉在检讨“三十年来之出版界”（1894—1923）的一篇文字中即言及，“三十年来撼动社会之力，必推杂志为最巨。”实际上，不只是新型传播媒介，这不过是推动近代历史发生重大转变的一个缩影，其他同样重要的新事物及新技术所在多有，同样值得纳入对近代历史的分析中。 （作者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撰稿人、复旦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