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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的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 虽然中国并没有发展出西方意义上的“治理理论”，但不说明中国人没有关于治理的智慧。恰恰相反，由于中国有着漫长而多彩的历史，加之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环境复杂等因素，使得中国人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遇到的挑战、积累的经验，也是极为丰富多样的。比如，在民间的传说中，远在尧舜禹的先民社会，就有治理者受命于天、领袖大公无私率先垂范、组织大规模的治水工程、最高领导权力顺利传递等故事。其中，如何领导和动员群众、如何管理社会、如何运用公共权力等方面的实践，都表明中国人在遥远的古代，就开始思考和实践治国理政这样重大的政治命题。而秦始皇建立秦国，更是开创了超大规模、超级复杂国家如何实现有效治理的基本格局。所以，毛泽东同志会有“百代都行秦政法”的概括。在秦之后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朝代更替和兴乱治平过程中，历朝历代关于制度设计、关于权力架构、关于政治运作的经验，都在不断地得以丰富和提升。 对传统中国如此庞大的治理智慧进行概括，是非常困难的。但细细思考，大致包括三个方面最重要的内容。 一、以儒学为主的一整套思想体系来建构人们的社会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古代主张民为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其中，儒家思想对于中国国民性的形成、社会治理形态的形成，曾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到了今天，仍然有很强的社会影响。 虽然儒学并非中国历史传统中唯一的指导思想，甚至在某些朝代，儒学的传播和影响也受到冲击。但总的来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和主干的思想体系，唯一真正左右着中国的政治实践和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 这首先体现为皇权将其合法性建构在儒家思想上。儒家是由春秋末年鲁国孔丘创立的学派。先秦时期，儒家是诸子百家之一。到了秦代，儒家思想遭到压制。到了汉武帝时期，统治者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以《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典籍为思想经典，以“仁”“义”为核心思想，推崇政治上的“仁政”“德治”。在儒家思想包装下，君王成为“天道”的化身和代言人，是尊奉伦理道德的典范，是臣民的表率和榜样。儒家还发展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要求君主勤政爱民，体恤民情，以得到上天护佑。因为儒家有利于皇权，汉之后历代多尊孔兴儒。官方和学者还不时对儒学进行重新解释并为其所用，用儒学解释其权力来源的合法性。 其次，体现为社会治理过程中重视儒学。这最集中地体现在国家的政治实践中。比如，官员的产生，自隋朝605年建立科举制度，科举考试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其核心就是儒家思想。又如，历朝的法律制定和司法断案，都以儒家思想作为主线，以儒家宣扬的社会秩序作为社会常态，其他任何行为都会被视为失范和违法。还如，通过乡绅实现基层治理。这里所出现的“皇权不下县”的社会自治空间，远非西方意义上的社会自治组织，也并非因为皇权行使的能力和资源受到限制。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乡绅们的指导思想都是尊儒敬权的。试想乡绅们多数或是科举及第未仕，或是落第未举，或为当地小有文化中小地主，或为告老回乡、长期赋闲的中小官吏，这样一批人，受经历影响满脑子仁义道德，一心保皇敬君，其所施行的治理和皇权治理本质上并无二致。 再次，体现为用儒家思想概括出的一套道德伦理秩序建构民众生活。大家都熟悉“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仁义礼智信五大人伦关系。这种尊贵与服从、特权与卑贱关系，既是一套道德规范，也是一套规定性的社会秩序。历代法律都建立在这一秩序基础上。而在民间广泛传播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与《千家诗》等通俗读本，更是以传播儒家文化为本旨。而在乡、里一级的基层社会里，对于一些破坏伦理秩序，影响教化的活动，依靠宗法制度进行惩处，而这些宗法制度也都以儒家思想为生成根源。如此，通过官方主动教化、法律激励惩罚、民间道德约束、民众内省自律等方式，这套秩序观不断得到强化和合法化。而人们对这套理论体系的接受、解释、内化、再创新，则使得这套理论体系的内在合理性不断加强，并通过与地方化知识相结合，如水银漫地般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体验中。这样一个官方主张，本来与民众的关系是一个外来建构者的角色，但由于这套体系深入人心，特别是由于这套理论体系的内在合理性，如中庸思想、自强不息精神、敬重知识和文化、宣扬包容与权变等，不仅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既有外在主动行动的意义，又有内修提高个人品德的意义，所以，民众事实上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再实践、再创造，达成了对社会思想的建构。这样一个互构的过程是其他文化体系中很少出现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