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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庆历新政的内容而言，涉及面广泛，核心是整顿吏治，并非以增加财政收入为重点。庆历新政主要因触犯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招致猛烈攻击，才最终流产，而非在赋税收入上引起民怨遭致失败。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5月3日刊发了《岳阳楼非青楼 古人不可厚诬》，对《先天下之忧而忧，何以让天下皆忧？》（http://finance.ifeng.com/a/20151124/14087077_0.shtml）一文戏说岳阳楼是青楼、滕子京是贪污犯及曲解庆历新政等偏颇观点进行了辨析。笔者对这一质疑是赞同的。长久以来，范仲淹被公认为是宋朝一位伟大政治家，也是中国古代士人的杰出代表。朱熹称颂道：“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元人修《宋史》时也指出：“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风节，自仲淹倡之”，“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高度评价范仲淹的作为和人格风范，及其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 然而，《先天下之忧而忧，何以让天下皆忧？》一文却横陈新论，认为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实际上是为了“抓权和搂钱”。从目前学界研究的基本共识来看，这一说法难以成立。 新政核心是整顿吏治 从北宋中期国情来看，当时形势非常严峻，政治改革势在必行。《先天下之忧而忧，何以让天下皆忧？》一文认为，宋仁宗亲政之前，“民间经济鼎盛、封建官僚‘积贫积弱’的北宋是一个清平世界”。然而，史籍记载恰好与之相反。宋真宗朝，边患严重，不得不通过“澶渊之盟”等议和方式，缓和与辽朝及西夏的关系；内部则存在为期多年的“天书”造神运动，导致政界投机之风盛行。因此，宋仁宗亲政前的数十年间，朝政因循苟且，积弊日深，何谈“清平世界”？宋仁宗亲政后，政府积弊丛生，效率低下，财政窘困，武备松弛，尤其是在对辽战争中长期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从而形成严峻的内忧外患局面。 庆历三年（1043），孙沔上书反映：“观今之政，是可恸哭”，“若恬然不顾，遂以为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复救”。一些有识之士遂不断要求推行变革，以挽救统治危机，并缓和社会矛盾。范仲淹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形势压力下，宋仁宗启用时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实施改革，庆历新政就此出现。 就庆历新政的内容而言，制定的措施基本切中时弊。在政治上，限制中高级官员子弟利用“恩荫”方式入仕的人数，惩办贪官，讲求对官员的政绩考核；改革科举考试，选拔务实人才；慎重立法，严格执行法令，取信于民。在经济上，减轻徭役负担，兴修农田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在军事上，加强武备的同时，节省养兵费用。由此可见，庆历新政涉及面广泛，核心是整顿吏治，并非以增加财政收入为重点，何谈是以“抓权和搂钱”为目的？事实上，庆历新政主要因触犯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招致猛烈攻击，才最终流产，而非在赋税收入上引起民怨遭致失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