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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 从范仲淹的品格与从政经历来看，他始终秉持忧国忧民的理念，不仅在《岳阳楼记》中抒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还倡导“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的为官之道。“公罪”非指一般意义上官员因公务失误或违纪致罪，而是指因敢于担当责任受到的惩罚，如官员因坚持原则触怒帝王或得罪上司，其所遭受的打击就属于“公罪”。在其位者应尽其责，自然是为官者的本分，若因惧怕担责或冒犯权贵而无“公罪”，实际上便是不作为。至于“私罪”，专指为一己之私而贪赃枉法所犯的罪责，理当不能容忍。其实，古代官场上，官员往往宁肯因“私罪”受罚，亦不愿因“公罪”而受过。 宋史专家王曾瑜对范仲淹的这一观点高度评价道：“用现代的话说，政治上必须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上级和皇帝，不怕受罪，而个人操守，则务求清白，决不能贪赃枉法。” 纵观范仲淹一生，可以说坚持职守，积极作为，又不眷恋权位，他虽然屡次因批评朝弊而在仕途上受挫，但意志并未消磨。如欧阳修评论他“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他在数次任地方官期间，关心民间疾苦，推行惠民措施，因此颇得民望。当时，大臣富弼即评价道：“凡所设施，必本仁义而将之以刚决，未尝为人屈挠……立朝益务劲雅，事有不安者，极意论辩，不畏权幸，不蹙忧患。故屡亦见用，然每用必黜之。黜则欣然而去，人未始见其有悔色。”此等胸怀抱负与境界，自非那些“抓权和搂钱”之辈政客所能比拟。 范仲淹推动士风转变 范仲淹从政期间，未见以权谋私的行为。从各方面记载来看，他为官廉洁，不追求富贵享乐，对家人也要求严格。尽管后来官高位显，但生活简朴，且慷慨施予，曾以自己的俸禄收入在苏州购置田地，建立“义庄”，以赡养贫困族人。史称：“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 范仲淹的言行还对当时文官士大夫产生了相当大影响，后世与现代研究者都承认宋代士风的转变与范仲淹有关。如朱熹所说：“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前人所论甚多，故不再赘述。 《先天下之忧而忧，何以让天下皆忧？》一文所云范仲淹庆历新政是为了“抓权和搂钱”，显然与史实不符，颇有曲解之意。胡适曾说：“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当今有些著述，为了求新，不免言过其实，甚至随意否定著名历史人物。正如明代人李应昇所说：“一时宠利有尽，千秋青史难欺！” 《先天下之忧而忧，何以让天下皆忧？》一文还认为岳阳楼是一家“青楼”、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送给滕子京的“马屁文章”。岳阳楼作为天下名楼，古迹尚存，方志碑刻自有凿然记载，事实胜于雄辩，决非“青楼”，自然毋庸多言。若说《岳阳楼记》是送给滕子京的“马屁文章”，也明显与该文的内容和主旨相矛盾。众所周知，范仲淹在该文中通过迁客骚人登楼时感怀的叙述文字，表达自己“先忧后乐”的胸怀抱负，并以此劝励友人滕子京。更何况，当时范仲淹的官职高于滕子京，他又何须“拍马屁”？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