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日本在1854年被迫打开国门之后,对日本和外部世界关系的理解是:世界需要日本,日本更需要世界。 马勇认为,这种理解的差异也导致了两国海军建设的一个重大战略性误差:“当时的中国海军在本质上来讲就是一个‘移动的炮台’,主要任务是近海防御。而日本发展的路径是世界性的,日本的经济利益在哪,日本的海军就维护到哪。” 近代化的日本打中世纪的中国 日本历史研究者萨苏曾经戏称甲午战争是“近代化的日本打中世纪的中国”。 悠久的历史留给中国深厚的传统,同时也带给中国沉重的文化包袱。在当时清廷统治阶层典型的主流观念中,中国才是代表文明世界的“天朝上国”,外部世界不过是一些欠开化的“蛮夷之邦”。这种从久远历史传承形成的僵化思维模式呈现异常强大又顽固的惰性和惯性。 何瑜认为,自大和自卑的区分往往就在一线之间,自大不是自信,恰恰显示出某种程度的虚弱。“我们的民族文化有矛盾的方面,一方面是自大,认为自己是泱泱大国,而这种自大是盲目虚骄的自大。这种自大在19世纪末没有发达的科学技术、先进的制度文明作为根基,所以在遇到对外战争的挫折时,就从自大一下子跌落到自卑。” 而日本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作为生存发展空间局限性极大的岛国,其忧患意识与生俱来。在明治维新之前的历史文化中,就有久远的向外部世界强者学习的传统,最典型的当属“汉学”的兴盛。明治维新主张西学,这在思维模式上与此前的“汉学”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向强者学习的对象转换而已。因此,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文化阻力和包袱要比中国小很多。这是其维新变革容易引起中下阶层广泛响应,并最终获得成功的深层原因。 近代性的移植和本土化是后发国家近代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代性并不只是具体的知识系统和应用技术,也不只是如何设置国家系统、如何进行国家运作的规则和模式,在这些规则和模式背后,站立着工业革命以来首先在西方社会确立而后又传遍世界的一种文化价值观。从这个角度来说,甲午战争的成败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已注定。一场成功的近代化改革,背后必然是整个社会的近代化。因为在中世纪的文化土壤中浇灌出近代性甚至现代性的花朵,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