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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璜也向国君推荐了许多优秀干才。比如，西河郡守名将吴起，治理邺地的能臣西门豹，攻打下中山国的大将乐羊，乃至太子的师傅屈侯鲋等。这些人都是杰出的文臣武将，各有所长。于是，我们就发现，魏文侯治国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才。卜子夏、段木干、田子方有道德上的优势——儒家自律比较严，同时还有战略上的开阔视野，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是帝王之师，“坐而论道者也”。而李克、吴起、西门豹在不同岗位上各司其责，是分而任事者也。根据李克的说法，魏成推荐的人，国君以之为师；翟璜推荐的人，国君以之为臣。翟璜识人的眼界，还是比魏成差一截。翟璜认同了李克的说法，为先前的失态向李克道歉。 治国理政，需要各种人才。“五常异禀，百行殊轨，能有兼偏，知有短长”（《人物志》）。李克认为国君不仅需要各行各业的干才，更需要能够帮助其提升境界和格局的指导者。下面这一则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 有一次，魏文侯的嗣子魏击（约前432-前370年）路遇田子方，下车伏谒施礼。田子方并没有还礼。魏击很不高兴，冲着田子方大声嚷道：“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是富贵者值得高傲呢，还是贫贱者值得高傲呢？田子方平静地回应道，当然是贫贱者可以，富贵者不能。诸侯傲慢失其国，大夫傲慢失其家（封邑）。失去国家和封邑了，要想重新获得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贫贱之人，言不听，计不从，拔腿就走，到哪里去不是贫贱呢！魏击，即后来的魏武侯，犹如被当头棒喝，赶紧向田子方谢罪。 田子方教导太子的道理发人深省。有担当、有事业、对未来有期待的领袖人物，应该比他人更自律更克己。司马光《稽古录》卷十六《历年图序》，相当于《资治通鉴》的一个大纲。其中论及五种不同的人君：创业之君、守成之君、陵夷（出现危机谓之陵夷）之君、中兴之君、乱亡之君。这些人君的差别不全是因为才能有高下，更取决于其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差异。司马光认为，同样是中等才能，能够自我约束，即可守住家业不坠，是为守成之君；倘若不能自修，就会出现衰败的危机，是为陵夷之君。领导首先要学会管理自己，说话、处事、为人要比一般人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唯此才能在更高的平台上管理更宏大的事业。 概言之，魏文侯治国理政，既重视儒家仁政与德治，又重视法家的改革精神，是中国古代治国实践中最早的“礼法合治”的典范。 作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导 张国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