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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轮到了一个新的周期。由此上溯两个轮回，即一百二十年前的那个甲午，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年份！ 从是年7月25日，日本海军在朝鲜牙山湾口丰岛西南海域袭击中国海军舰船燃起战火开始，至次年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订立为止，战争历时八个月，以满清中国的惨痛失败而告终。 事实证明，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并没能使中国真正强大起来。因为这个运动的宗旨，是建立在维护封建主义旧制度和旧秩序的基点之上的。北洋水师的灰飞烟灭，宣告了李鸿章等苦心经营的近代军事事业的一举破产。这一失败表明：中国社会不经全面的变革与彻底的革命，便不可能摆脱落后挨打的被动地位。 此次战争的失败，给中国带来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在一般教科书的论述中，甲午战争的后果被认为是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化。但是，我个人认为，这场战争的失败以及《马关条约》的订立，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化的基本完成。因为经过这场战争，近代中国作为半殖民地社会的的基本元素，已经全然具备了：《马关条约》的疯狂割地（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致使中国的领土主权空前沦丧；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则是对中国财力的极尽掠夺；对日开放之四大商埠重镇（尤其是重庆和沙市），已使外国经济势力深入中国腹地；而允许日本在华投资设厂，更是开“资本输出”之先河，使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大进一步。此外，战争还更进一步地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致使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骤然掀起。它们争先恐后地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一时间，将偌大的一片中华大地，涂成了一幅“瓜分豆剖”的“时局图”。 由此，我们清楚地看到：此时的中国，已“面临着从半独立国—半殖民地沦为殖民地的严重危机。” 甲午年，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斗转星移的重要分界！ 甲午带给中国人的强烈刺激，唤起了中华民族新的觉醒。“这个民族面对着或者经过了一场以往没有遇到过的严重危机，甚至被逼到生死存亡的关头，过去那种盲目自大或麻木不仁的状态再也无法继续保持下去，一切志士仁人不能不奋起寻找国家和民族的新出路。”正是以甲午为起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运动蔚然兴起。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变法与孙中山、黄兴领导的民族革命几乎同时肇始于甲午之变。中国迎来了风起云涌的变革时代。正如台湾著名历史学家王尔敏先生在其《晚清政治思想史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在近代思想史上，历史事件冲击最大者是中日甲午战争，激起繁博深广的各样思潮创生。总的思想动力，在于国人普遍痛觉的危亡意识。推动变法、改革、唤醒民众种种思想。” 如果说五十四年前的鸦片战争，引起了中国社会“死水深潭中的初步激荡”，那么，五十四年后的这场甲午战争，则促使现代民族主义的大潮在中国真正涌动了起来。 历史已经过去了整整一百二十年。但是，甲午的风云，仿佛从未消散。 甲午十年之后，日本又发动了与俄国争夺中国东北控制权的日俄战争，从沙皇俄国手中夺得了在中国东北的一系列侵略权益。 日俄战争十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其间日本利用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在中国攫取了包括遭到中国人民强烈抵制的《二十一条》在内的大量不平等权益。进一步确立了其在对华扩张中的优势地位。 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的侵略野心更加膨胀，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日本通过卑劣的外交手段，迫使英、法和美国等列强答应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转让日本。此举引发了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 又过了八年，1927年的6－7月间，刚刚掌权的田中义一内阁召开“东方会议”，确定了把“满蒙”从中国本土彻底分割出去和依靠武力征服中国的方针。会后，田中义一向日本天皇递交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奏折，提出了“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侵略战略。 四年之后，作为这一战略的具体实施，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再次发动侵华战争并由此开始对中国实施了长达14年之久的军事侵略。 回望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帝国主义以往所发动的一系列对华战争，是其为实现蓄谋已久的吞并中国的“大陆政策”，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的罪恶的侵略行径。然而，迄今为止，日本朝野上下的一部分人，仍然顽固地坚持错误立场，不肯反省当年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他们总是企图篡改、甚至完全否认历史，为侵略战争翻案。不仅如此，当下以钓鱼岛风波为焦点，日本右翼势力的种种挑衅行为，表明他们从未放弃对中国领土的觊觎，从未放弃复活军国主义、称霸亚洲的侵略野心。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虽然中国的今天，已经不是一百二十年前的甲午，也不是八十三年前的“九·一八”，但是，我们有必要重温当年“国人普遍痛觉的危亡意识”，警惕历史悲剧的重演。对于当前日本右翼势力的种种反动思潮，我们必须予以坚决的回击和有力的遏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