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无论是嘉德纳的《中国旧史学》、富路特的《乾隆禁书考》还是韦慕庭的《前汉奴隶制度》，这些著作在美国学界都受到极高的赞誉。《通报》称：“嘉德纳通过这一本精彩的小书为汉学研究者提供了真正的帮助。……基于广泛且很好消化阅读所获得的大量信息，塞满了这些页面，确实令人震惊。这使得此书尽管小，但却是名副其实的关于历史研究和方法问题的真正介绍。……嘉德纳的书不仅值得强烈向每一位汉学研究者推荐，而且也值得向那些希望自己对中国史家问题有所了解的全体史家推荐。”[40]《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称富路特的《乾隆禁书考》“证据充分完备，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展现了作者的声誉。对于全新的中国和相关文明研究来说，它确立了一个高标准”[41]；韦慕庭的《前汉奴隶制度》则被称之为是“对这一主题完美而最富价值的贡献”[42]，“美国学者对于理解中国制度所作贡献中最有价值的论著。”[43]恒慕义的《清代名人传记》、德效骞的《前汉书译注》、赖德烈的《中国史与文化》，亦同样受到美国学界的高度赞誉。《清代名人传记》被认为，“对于我们的中国知识无疑是一个非常显著贡献……它是今天人们所能找到的关于中国最近三百年历史最为详细最佳的著作，这并非夸张”[44]。“它将成为任何以近代中国历史和文化为专业的研究者手中所必不可缺的指南和参考书籍……它所建立的高标准学术将有助于推进西方世界的近代中国史研究。”[45]德效骞的《前汉书译注》，“准确又非常贴近中文原文……体现了译者对其经济资助者的极大负责。”[46]赖德烈的《中国史与文化》，是“关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完整，准确而具学术性的研究著作”[47]，“将被所有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感兴趣之人置于内心深处。它以一种清晰可读的风格撰述，很好的展示了其准确性，公正性及完美的均衡感。”[48]“无论是作者还是耶鲁大学都将因为这样一部出色的著作而值得称赞。”[49]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卡特的《中国印刷术源流史》不仅在美国学界而且在国际汉学界亦受到赞誉。英国伦敦《泰晤士报》称“其论述之精谨，足资美国作家研究东方问题之楷模”，荷兰汉学家戴闻达(J. J. L. Duyvendak)认为：“卡特氏之落笔著墨，至谨严不苟。每一撇书，悉经慎思……其鉴别旧资料，增加新资料之法，至可称羡。此书更有一特长，即能使普通读者悉了然无遗。”桑原骘藏亦认为：“其书研究范围极广……在中国印刷术之历史中，在量一方面，自不必论；即在质一方面，亦不失为良著。”② 然而，如前所述，面对这些享有盛誉的海外汉学著述，民国学者并未顶礼膜拜，完全丧失批判反思的能力，而是坚持一种批判研究的态度，在充分注意其局限之同时，亦尽可能发挖掘有助于中国学术之可取处。民国学者对待美国汉学的这种批判研究的态度，对当下中国学界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剂清醒剂。众所周知，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海外汉学再次引起中国学术的重视，大量美国汉学著作被译介引入中国学界③，这些汉学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每一次美国汉学模式的转换，从冲击反应到中国中心观再到市民社会及文化人类学，中国学界都相应的顺势出现与此相应的研究热潮，中国学人在“跟着西方的风向转”[50]。当我们面对大量涌进的汉学著作时，必须清醒的意识到它有特有的文化和学术背景，不能拿来就用，因为在不同学术传统中的概念和方法的转化和使用必须经过严格的学术批判和反思才行。引进域外汉学是为了我们自身学术和文化的变革与发展，不可在介绍西方汉学走马灯似的各类新理论、新方法时，我们自己成了西方的东方主义的一个陪衬，失去了自己的话语和反思的能力。如何立足中国本土的学问，在借鉴汉学的域外成果上，从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创造出新的理论和方法，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追求所在。民国学者以批判研究的态度对待美国汉学，正是我们今天面对西方汉学时所应有的基本立场之一。 与此同时，民国学者在面对美国汉学时所持的开放心态，亦启示我们应注意中国学术界存在的另一种趋向：似乎谈到中国的历史文化研究，唯有中国学者掌握最丰富的史料宝藏，最了解、最懂得中国历史文化，无论是东洋学者，还是西洋专家，皆是门外之谈，隔阂搔痒，难以深入，这类自我托大的学术爱国主义有抬头和弥漫的趋势[51]。诚然，西方汉学家中不乏形形色色之浅薄者，或缺乏基本的汉学根柢，或出于学术投机。早在民国时期，不少学人即对西洋汉学的缺陷或局限有清醒认识。留美学者梅光迪在一次演讲中指出，西方汉学家多出身传教士或外交官，“久寓我国，娴习华言，涉猎古籍，贸然著述，既非卓绝之天才，又不得老师宿儒为之指导，无以窥见学术之源，更挟其成见，有为而作，无传播文化之精意，不过侈陈闻见，以博雅誉耳。”[52]熟悉西方汉学界的陈受颐说：“有一位美国人还未懂得《尚书》有今古文之分，便肆意讥评中国学者的古史研究；一位欧洲人才从高本汉念过一点中文，认识一千几百个中国字，便高谈中国古代哲学，说中国学术界没有人才。”[12]如前所述，民国学人并没有因此漠视或拒绝包括美国汉学在内的西洋汉学，相反，他们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并非西方汉学全部。时代发展到今天，中国本土学者必须面对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从日本、欧洲到北美，每一天都有关于中国古今各方面的研究成果问世。当我们面对这些汉学著作时，我们应像民国学人那样持开放心态而不是视而不见。当然，对中国本土学者来说要求每个学者对本专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进展了如指掌，有点不切实际；但将海外汉学家的贡献纳入视野，以开放的心态面对西方汉学，对于生活在中国的新一代学者来说，不但可能而且必须，这也是今天中国学者所应有的基本立场。 相互了解是平等对话的第一步。民国学界对于域外汉学界的研究动态非常关注，《图书季刊》、《史学年报》、《清华学报》、《燕京学报》等相当一批期刊都曾刊载了大量域外汉学的信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燕京大学主办的《史学消息》，仅在1936—1937年就刊载了“日本东洋史学论文提要”、“现代日本东洋史学家的介绍”、“西洋汉学论文提要”、“各国关于汉学新刊书目”、“欧美汉学研究之现况”、“欧美汉学研究文献目录”等介绍域外汉学的文章。不仅如此，民国学界还通过书评对域外汉学著作作具有深度的批判性评述，如王伊同刊载在《史学年报》上的关于《德氏前汉书译注》一书的书评长达44页、邓嗣禹刊载在《图书评论》上的关于卡特《中国印刷术源流史》一书的书评亦长达21页。由此，域外汉学著述的优劣得失清晰可见。正是建立在对域外汉学的深度了解基础之上，民国学者才能与国际汉学界进行平等对话，成为国际汉学界所不或缺的一员。反观当下我国学界，“对国外的学术著作，包括海外汉学论著，缺少平等而尖锐的批评，也许是这些年再次国门开启，中国学者又轮回到了晚清‘视西人若帝天’的时代罢，我们看到‘跟风太多’，以至于国内学者以为外国的一切都好，只有亦步亦趋鹦鹉学舌。”[53]确如葛兆光所言，不对海外汉学著作作批评的、专业的书评，我们就不可能摸清其思路与方法，了解其话语和特点，学习其经验与长处，中国学者就不可能同国际汉学界进行真正的对话，在国际汉学界中国只能是缺席者。 另外，民国学者对美国汉学所作的书评对于当下中国学界特别具有启示和借鉴之意义。如前所述，民国学者对美国汉学著作所作的书评在肯定其价值之同时，多对其所存在的问题作非常专业的学术评述或商榷。例如，王伊同在关于《德氏前汉书译注》一书的书评中认为，“其书以王先谦补注为蓝本，更博采中外诸家之说。故译述慎密，注释精详，文直事覆，甚符史体”“其导论意有所晦，辄为增补；译文不无遗误，则为考正；注释有所出入，则为雠校；附寻有所未及，则为添益。”[13]475朱士嘉在关于嘉德纳的《中国旧史学》一书的书评中，主要就其取材、研究对象、体例存在可议之处以及内容方面存在错漏之处详加评述；邓嗣禹关于卡特的《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书评中，在介绍其内容及优点之后，其主要篇幅是讨论其在雕本之起源、活字版之起源、讨论之范围三处存在可议之处以及材料出处多不明细、多用间接材料、材料搜罗诸多不备和根据辞源之失检等四种缺点和若干疑误之点；洪煨莲在关于富路特的《乾隆禁书考》书评中，则如是指出：“关于此事(文字狱)之文件多有模糊不清及不完整之弊，故此文之不能满意，自是意中事。作者对于由四库全书之编纂，转而为书籍之禁毁之大致情形，叙述尚无错误；惟对于详细情形之叙述，则不得不有所訾议，作者对于禁书目录，实未能仔细分别……作者对于材料之审别，亦有可议之处。如对于徐述變一案，不用掌故丛编而用不足信之清朝野史大观，即是一例。”[54]当下中国学界的书评诚如葛兆光所言，“吹捧太多而批评太少”、“太多泛泛而论或借题发挥的书评，而缺少专业的研究性书评”，“现在中国就是缺乏批评的、专业的、国际相互的书评。”其实，撰写专业的批评性的学术书评，不仅是一个学术道德问题，而且一方面可给其他在这一领域从事研究之人提供丰富的学术史资料，另一方面也迫使自己拓展学术视野；更为重要的是，大量此类书评的出现，将使学术界有了“舆论监督”和“公共批评”，从而使假冒伪劣的学术作品曝光，学界变得更有秩序，更加充满活力[53]。1945年，杨联陞向即将出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建议，出版一个像“史学评论”一类的特别注重批评介绍的杂志(书籍文章都好。中国需要很多像伯希和一类的“汉学界的警察”)[27]71－72。现下的中国学界，确是需要杨联陞所言的以专业而具批评的学术书评为工具的学界警察。唯其如此，中国学界才能变得不会像现在“良莠不分，泾渭不明，滥竽可以充数，鱼目可以混珠，整个学术界好像根本无法界定什么是好的研究、什么是坏的研究。”[53]一个有秩序，更加干净、富有活力的学界才能真正现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