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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耕望认为考证之术有述证与辩证两类别、两层次,“述证的论著只要历举具体史料,加以贯串,使史事真相适当地显露出来。此法最重史料搜集之详赡,与史料比次之缜密,再加以精心组织,能于纷繁中见其条理,得出前所未知的新结论。”由于严氏著作以述证为主,故以材料丰赡、论断精确见长。如其《唐人习业山林之风尚》一文,为论述士子读书习业于嵩山、少室,一并举出了19条史料作为例证。对于严作考证之精密,周一良读《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后评说:“严书则久仰其名而未得见,读后深佩其考订之细密周详。”余英时谈及此书则言:“书中每一章每一节都有精密考证的收获。不过他所做的是地毯式的全面考证,而不像多数考证那样,只是蜻蜓点水式的。”至于如何做到考证之精密,严先生把其概括为“无孔不入”、“有缝必弥”八字,这既是其治史的经验总结,也是其治史特色的体现。 严耕望治史考证精密、细致入微,但考证不是最终的目的,他是在宏观通识下的考证,旨在解决重大的历史问题。严氏治史所具有的宏观通识,在其史学著作中都有鲜明的体现。《治史经验谈》中“原则性的基本方法”,不少内容是谈治史者如何具备宏观的通识。他首先谈到治史者的基本素养,提出要“专精”也要相当的“博通”,但着重讲“博通”。对如何读史书,他特别强调要读正史,“由头到尾读正史时,主要着眼点,是求对这一时代的全盘认识”。对于研究历史,他提出“集中心力与时间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点’的研究”,“断代研究,不要把时间限制得太短促”,这都是他宏观通识的理念体现。 严耕望有关宏观通识的经验之谈,既是对钱穆等先生治学的继承,也是其自身治史的心得体会。严氏的皇皇巨制如《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唐仆尚丞郎表》、《唐代交通图考》等,都是在宏观的通识下建构而成的,无不体现他的史学取向。对于严耕望宏观的通识,余英时认为:“他的历史宏观竟与法国年鉴派大师FernandBraudel颇多暗合。例如他治唐代人文地理取‘全史’的观点,即后者研究16世纪地中海世界的路向;他治制度史,重点也在长期性的结构,而不在变幻的人事。这自然是受到社会科学的暗示而然,不过未加理论化而已。”严耕望治史取向与布罗代尔颇有暗合,但并没有先入为主的社会科学理论。他认为,盲从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会使史学研究走上“空疏浮虚”、“游谈无根”之途。 当然,要做到精密考证与宏观通识的结合是不容易的,许倬云指出严氏之学“既要有棉花针的考证,又要有开山斧的宏观史识,更需要有耐力”。严耕望也自称,“盖余为学,即详征史料作深入之研究,又期广被于全面,严密组织,成其系统。深入与广面本难兼顾,而余奋力为之。”严耕望学术成就的取得,在于其兼顾深入与广面,并终身锲而不舍地为之努力。 严耕望在其师长的影响下,在治史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精密的考证与宏观的通识相结合的特征。严耕望治史重视细节而不失宏观主旨,精细而能见其大,故能避免研究的碎片化;富有新意的立论基于丰赡的史料,而没有先入为主的社会科学理论,故不会成为理论的奴役。在宏观通识的基础上做深入细致的研究,不仅是治史的基本原则,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应遵循的准则。 （作者系衢州学院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