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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代英在中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学习期间便脱颖而出,他的思想在当时青年中很有影响。郭沫若曾指出:“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学生们,凡是稍微有些进步思想的,不知道恽代英,没有受到他影响的人,可以说没有。”在36岁的短暂人生中,恽代英留下了近300万字的遗著,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内容,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哲学思想。恽代英承认世界是物质的,并从各个方面反复论证了物质必为实在,世界统一于“以太”——物质。恽代英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认为人的认识先有经验,后有智识,随着经验的不断丰富,人的智识也不断发展,因此,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他的历史观包括无神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等。 政治思想。“五四”运动后,恽代英认识到在中国只有“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才能实现。曾成贵指出,恽代英对中国社会及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任务、前途的认识极其深刻。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产业无产阶级最富于革命性,要做其他阶级的“中心与领导人”;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农民哪一天觉醒,改造的事业便是哪一天成功。”他将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大商买办阶级”和“幼稚工业资本家”,前者“依赖外国资本主义……是反革命的”;后者则具有两面性,与他们合作必须保持警惕,而不能牺牲自己的利益;中国小资产阶级虽有其革命的一面,但“是怯懦而自私的”。中共三大期间,他特别强调要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为无产阶级专政树立确实根基如俄国前例。”可见,其革命思想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的。 经济思想。恽代英明确主张“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他强调经济因素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作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国内封建军阀是帝国主义利益的代理人。他认为中国比俄国更落后,革命胜利后,只有务实地施行类似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酌量重建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以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同时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使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至于妨害”社会主义本身。他说:中国要解决贫困问题,前提条件是要通过革命建设一个像苏俄一样的“公众而强固的政府”,才能真正“利用外资”开发富源,为人民服务。这足见其前瞻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