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明学术空疏,清人崇尚实学。一般以为,顾炎武首开清代实学之端,他振臂一呼,“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亭林文集·与人书三》),对后来学人影响甚大。阮元则以为毛奇龄“首出于东林、蕺山空文讲学之余,以经学自任,大声疾呼,而一时之实学顿起”(《揅经室集·毛西河检讨全集后序》),因而推毛奇龄为清代实学的开山。 实际上,阮元的实学思想,当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质实、实事之学(即“学”的层面),一是实践、实行之学(即“行”的层面)。当然,这两方面表面相对独立,实则相互联系,相辅而行。而阮元所称毛奇龄的“实学”,不是指的“经世之学”(“行”的层面),而是指相对于宋明学术空疏的质实、实事之学(“学”的层面),也就是上面提到的阮元“实学”含义的第一个层面。乾嘉诸儒得此一端,推于极致,遂衍为清代朴学(或考据学)大盛之局面。 顾炎武的学术特点是将“经世”与“学术”紧密结合。阮元曾就时人称颂顾炎武经世之学作过这样的评价:“世之推亭林者,以为经济胜于经史……然则徒以经济赞颂者,非笃论也。夫经世之务,必由于学……其《与友人论学书》云:‘……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此观之,先生之经济,皆学术为之。”(刘师培《刘申叔遗书·跋阮芸台京师慈善寺西新立顾亭林先生祠堂记》)可见,“行”必以“学”为基础,没有“学”的“行”不实,没有“行”的“学”必空。阮元可谓实得顾炎武治学之宗旨,他在经学研究中,既致力于“质实”“实事”之学,又努力倡导将其付诸实践、实行。 阮元治学“求实”“求是”的精神,或承继于戴震者为多。他说“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揅经室集·自序》),更多的是反映出皖派的治学特点。但阮元的致用之学,则可能承继于顾炎武者为多。顾炎武治学主张“明道”“救世”。阮元曾称赞顾炎武“精力过人,志趣远大”,其《肇域志》“密行细书,无一笔率略”,凡是谨守科条、章句而不讲经世之学者,“皆未足与此也”(《揅经室集·顾亭林先生肇域志序》)。可见,他是受到顾炎武学风影响的。 阮元虽生于朴学大盛之世,深得乾嘉诸儒为学“务实”之旨,但他早在35岁时就看出“近人考证经史小学之书则愈精,发明圣贤言行之书甚少”的“流派之偏”,因而在学术研究中努力倡导“求实”与“致用”相结合的宗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