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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学者往往受当时流行的理论模式影响很深。田先生也不能完全避免,他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的“后论”中专门有一节讨论“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这正是时代的烙印。在我看来,门阀士族与“经济基础”关系不大。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在这一代人中,他是受僵化教条影响最小的学者。一般研究者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所谓“从理论出发”。“从理论出发”,提出的问题有时其实是假问题。用“理论”来解释“具体”则常常会掩盖了真正的历史原因,并进而把“具体”变成了“理论”的注脚。他很特别,那些理论他当然很熟悉,他也并不排斥理论,只是他很少用理论来解释具体问题。他提出问题、解释问题总是从史料出发,从具体的历史情境出发。可以说,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自觉地摆脱了理论框架的束缚,从而为自己独立的思想赢得了空间。 除了上述特点之外,其实他还有一个最根本的特点,他不是那种匠气十足的“书呆子”型学者,而是一个有着深刻思想的学者。他曾经告诫我们学生,研究工作中“要注意排除反证,没有反证的问题是简单的问题。复杂的问题往往有反证。”他还说:“要注意不重要的时期,因为重要的时期是从不重要的时期发展过来的。”这些话看似平淡,但极耐人回味。我们读他的书常常感觉到很有味道。这“味道”从哪里来?我想,除了他一流的文笔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来源于他思想的深刻。他因思想的深刻而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我发现,有的年轻人写文章诚心诚意地想模仿他,但总感觉不伦不类。这是因为他那独特的思想近乎于一种天赋,而天赋当然是不能模仿的。 1986年,我陪他去烟台出席第二届魏晋南北朝史年会。会议期间他生病住院了。在医院病床上他跟我聊天,特别强调说,你还年轻,写文章不要追求数量,也不要追求职称,要追求境界,追求一生在学术上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这次谈话对我触动很深,一直牢记。什么是境界?他没有解释。但我似乎也能明白一些,以《东晋门阀政治》为例,他虽然详尽地讨论了一百年的门阀政治史,但却始终清醒地认识到门阀政治只不过是“皇权政治的变态”而已,因而只是暂时的,历史终将回归到常态的皇权政治。因为讨论的是东晋的历史,他的注意力当然是在南方,但全书写到最后,他却说:“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只是北方民族纷争,一浪高过一浪,平息有待时日,江左才得以其上国衣冠,风流人物而获得历史地位,才有门阀政治及其演化的历史发生。”一般研究者,常常是自己研究什么,就强调什么重要,甚至会强调到过分的程度。但是田余庆先生却不是这样。他超越了自己的具体研究,站在了一个更高处俯瞰全局,寥寥数语正展现出了一个杰出历史学家的理智与境界。 记得余英时先生曾经说过,钱锺书先生是以读书为宗教。借用此表达,我们也可以说,田余庆先生是以学术研究为宗教。有照片显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仍然在工作。在很多年的接触中,我对此深有感触。在我和他单独见面或者通电话时,基本话题都是在学术方面。在学术上,他的兴趣十分单纯,不计较别人反驳他的观点。我在读《拓跋史探》的书评中,曾经对他的几个观点表达过质疑。他看过文章后来电话,就这些问题和我聊了一个多小时,兴致勃勃,没有一点儿不高兴。关于《东晋门阀政治》《拓跋史探》我都写了书评,其中都不回避我认为的田先生在学术上的局限性。为此,网上网下都有人夸奖我。其实,我之所以敢那么写,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勇敢的,而是因为我了解他。他有着宽广的学术胸怀。如果他是一个狭隘的人,我是断然不会那样写的。 以他的学术成绩、学术地位,他本来可以活得很热闹。但事实上,在热闹的场合是见不到他的身影的。他一直非常低调。在这个浮躁的年代,低调是一种高贵的品格。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