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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以后,理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逐渐成为统治阶级的御用哲学,社会风气趋于尚空谈、轻实学,金石学甚至被讽为玩物丧志。在这种背景下,元、明两代的金文研究也进入了一个低落和衰微时期。不少学者常用“无多贡献”、“毫无发展”、“几近空白”等词来对其加以形容。但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看,在金文研究上,元明两代仍不失为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 元、明时期在保留资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例如,宋人著作《考古图》、《博古图》等在元代都有重刻本,明代万历年间还有将 《考古图》、《博古图》和《古玉图》三书合刻的《三古图》。另外,明代胡文焕的《古器具名》和曹昭的《格古要论》,前者的体例、内容,以及后者的古铜器鉴别考证论述等,虽缺乏新意 (后来王佐曾为曹书作增补而成《新增格古要论》一书,其论述尚不及曹昭),但至少在提供或保留资料方面有所裨益。 此外,元、明两代在金文研究方面也并非完全空白,值得一提的研究著作有以下两部。 一是 《增广钟鼎篆韵》,元杨銁(钧)撰,共七卷。北宋政和年间,王楚曾作《钟鼎篆韵》二卷(王楚即《宣和博古图》的署名编纂者王黼),后薛尚功重广之,作《重广钟鼎篆韵》七卷。可惜王、薛二氏之书早已亡佚,而元代杨銁的《增广钟鼎篆韵》则是在宋代薛书的基础上增补而成,虽然成绩有限,但对清代前期的金文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康熙年间汪立名曾在杨书基础上加以增改而作成《钟鼎字源》一书。 二是《六书故》,元戴侗著,共三十三卷。该书属于字书,成于元仁宗延祐年间,其体例没有按照《说文解字》所分部首排列,而是自分为数、天文、地理、人、动物、植物、工事、杂、疑等九部。书中文字以六书排列,字体则依据金文而非小篆。此书虽然不是专门研究金文的著作,且常有选字杜撰、训解臆测等缺点,但在利用金文考证《说文解字》方面却有不少独到见解。如,书中认为“品”乃“星”字的初文等。唐兰先生《中国文字学》评价该书对文字的见解时,认为该书是“许慎以后惟一的值得在文字学史推举的”。裘锡圭先生《文史丛稿》中对此书也有比较中肯的评价。 综上可知,元、明两代在金文研究方面的著述数量少,整体上确实趋于保守和衰竭状态,是金文研究史上的一个低潮时期,除个别著作尚有创见外,大多缺乏新意,成就有限,但仍延续了金文研究的学术传统,影响后世的创新之作虽少但亦存在。因此,对元、明两代在金文研究史上所起到的承上启下作用,应给以肯定。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