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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竹书礼类文献促进了大小戴《礼记》《孔子家语》等儒家文献的文献学研究,并提供了重要的较为可靠的原始文本。 大小戴《礼记》由于其编纂成书年代较晚,其各篇的编纂年代与流传问题,一直都存在很多争议。战国竹书的出土,为学界认识和研究大小戴《礼记》的形成、流传、文献性质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条件。 汉初,高堂生在鲁地讲授《士礼》十七篇,即今天所谓的《仪礼》,汉代直接称《礼》,或称《礼经》。同时,儒家经师解释《礼》的“记”,历经秦火后在西汉也重新出现,其数量多,内容杂,且其出现也没有统一的篇次,许多还是单篇流传,戴德、戴圣先后对这些文章加以编次,于是形成了今天的大小戴《礼记》。至于小戴《礼记》各篇章,古今学者多笼统地说是七十子后学陆续撰作。 依赖郭店简与上博简,基本上可以确定如《孔子闲居》《缁衣》等部分篇章源自先秦,另如《曲礼》《郊特牲》《礼器》等篇章的部分文字与竹书相同或相近,也说明其有更早的来源。彭林先生认为,《礼记》中传经诸篇和通论诸篇成书于战国,至于其他篇章也应为先秦作品。该书尽管是西汉时期辑录成书,其文字和个别篇章经过改动,但大部分篇章可以认为是战国时期孔门后学的著述。 至于《大戴礼记》一书,以往学者对其多不重视,由于上博简《武王践阼》《内礼》的公布,使得学界重新认识《大戴礼记》的学术价值及其部分篇章的成书年代。尤其是上博简《内礼》一篇与《曾子立孝》、《曾子立事》内容相近,为深入考察《大戴礼记》中几篇有关曾子篇章的成书年代以及思想、学派归属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传世文献在长期流传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文字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增益等现象,而竹书文献由于长期深埋地下,较好地保持了古书原貌,有助于对传世古籍的校读。 譬如,郭店简及上博简《缁衣》和今本《礼记·缁衣》,上博简《民之父母》和今本《礼记·孔子闲居》,上博楚简《武王践阼》与今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都可以相对读来解决经学上的一些难题。 竹书文献可以校正古书流传过程中出现的讹误、脱文等,如今本《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篇有一句作“孝子无私乐,父母所忧忧之,父母所乐乐之”,清代很多学者怀疑“无私乐”后脱漏“无私忧”三字,因为这样读起来句式更整齐,内容更完整,但一直苦于没有证据,上博简《内礼》中一文句作“君子事父母,无私乐,无私忧。父母所乐乐之,父母所忧忧之”,正解决了这一难题。 另外,学界多注意到,从楚简《缁衣》《民之父母》等篇章看,《礼记》在流传中,不仅文字异文较多,而且篇章的次序、文句的意思,甚至文本思想均与竹书有不同程度的差异,表明今本《礼记》中的一些篇章在流传中或出于种种目的曾被纂改过。 (作者为河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