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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近的学界有一定论,陈寅恪最可贵的学术精神是特立独行,并有人根据陈寅恪给王国维写的墓志铭中,赞王国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学术来象征类推陈寅恪的思想品行也是如此。其实甚为不妥。首先陈寅恪对王国维的赞词本身是不适当的,只是个人的激愤之词。因为我们知道,王国维首先是一个留恋旧时代的人,对清朝忠心耿耿,就连溥仪的小朝庭也俯首听命,后来虽然奉旨离开,但仍然是在失恋中一步一回头,大有怀王疏离屈平后屈之情状。他的自杀有效仿屈子的味道。他忠于溥仪小朝庭,又被溥仪所疏远,他的人生抱负或理想因怀才不遇之“离骚”而彻底破灭,这应该是他自杀的基本情由。这种原因也不仅支配着他的行为,必定也支配着他的学术,他的精神有着一个枷锁,学术焉能独立?只能说他在选择自杀这一点上是自由的,他在为过去时代的学术进行辩护时是独立的。也正是基于这一点,陈寅恪对王国维自然是同情的。他们二人确实有同病相怜之处,那就是借用学术对于过去时代的哀悼、怀念、留恋。 以怀旧、恋旧来表示自己生不事二主的“忠义”之情,似乎也是中国旧文人的一个最为典型的情结。但这绝不应是什么学术上的“特立独行”,也不是什么超然于世外、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其祖师爷无疑是孔子。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赞美先周的情感在孔子的言论、思想中表现很多。当然,也正是在这种不随波逐流的谨慎、忠厚的思想支配下,孔子编订“六经”,演述了学术与真理。其实,这也正好印证了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学科都是历史的学科”的断言。对过去的、历史的追忆,对于主体来讲,容易更客观更冷静地对社会人生进行观照,再加之历史的长河本身有助于洗净学术中的虚假与污垢。如果单纯是学术的情结那倒罢了,包括孔圣在内,被陈寅恪大加赞赏的儒家道统还有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那就是经世致用。怀念、赞美它,就必然要维护它。这也是统治中国文人几千年的道统。孔圣拥护他以前的社会制度,王国维、陈寅恪也是这样。他们不光是纯粹读书与研究学问,他们的最高理想还是在于有所“致用”上的。 陈寅恪在晚年将精力都放在了“颂红妆上”。很多人也因此而失察。《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两部有关女性的大著,可以说几乎耗尽了他后半生的全部激情。尤其是《柳如是别传》这部长篇巨制,既是小说故事,又是学术考证。我看陈寅恪在这部书中全部的兴奋点都是在柳如是敦促钱谦益“反清复明”的决心上。这也是名妓柳如是最光辉的部分。在陈寅恪眼中,这便是最佳最高的精神。而“反清复明”也仅仅是他们这类文人“不事二主”的象征而已。对于王国维或陈寅恪来说,清朝的灭亡,便是他们精神的覆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