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这种情结在陈寅恪的其他大量诗、文中都可得到举证。 陈寅恪在1932年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卷所写的审查报告中曾自称:“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曾国藩)、张南皮(张之洞)之间。”陈寅恪出言甚慎且皆有所指,“不古不今之学”一语双关,既划定了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的大致时段,又总体上评价了自己卓而不群的学术风格。后两句也流露了他对于清代后期影响他颇深的学术与思想的怀念,将自己清晰、具体地勾勒成一个典型的晚清时代的学者形象,至少他由此表现出的心境是真实的。对清王朝的怀念与悲叹是纠缠他一生的情感。 《花随人圣庵摭忆》的作者黄浚(号秋岳),民国时期以汉奸罪而被处死。当某学生写文章引用了其书中的语言时,有教授斥之。但是陈寅恪并不以为然。40年代后期,陈寅恪阅读黄氏的《聆风鋎诗》全集,当读到其游旸台山看杏花诗中“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留待后来人”之句,大加赞赏,并感怀赋律。后来陈寅恪好友吴宓在60年代的《读书笔记》中写道:“至论三四句何以佳,宓以己意为解之如下:绝艳指少数特殊天才,多情多感,而性皆保守,怀古笃旧,故特对前度之客留情;繁枝则是多数普通庸俗之人,但知随时顺势,求生谋利,国家社会文化道德虽经千变万化,彼皆毫无顾恋,准备在新时代新习俗中,祈求滔滔过往之千百游客观众之来折取施恩而已。……”看来,朋友,正是同气相求者也。 吴宓当然是在影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鼓吹者们。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学者,他们关注的是此时此世的国家、民族怎样敞开心胸接纳国外先进的语言、思想,而陈寅恪、吴宓为首的“学衡”派明显是以“复古”为己任的。在这两派的较量中,陈寅恪这位被吴宓看作亦师亦友之人一直是复古派的灵魂。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现在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者们一味地割断历史,与“学衡”派一味地复古,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甚至是两个极端,换言之,都有诸多的遗憾。新文化运动也直接导致了以后中国学术文化界的空洞与浮躁。如果将以上两派的思想择善而从,中国后来的学术与文化应该是完整和发达的。可惜的是,虽然有着西方文化深厚修养的陈寅恪在思想深处并没有受到多少西方优秀文化的影响,反而偏执地沉陷于乾嘉学风的繁琐考据之中,得意于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见《元白诗笺证稿》)此类见小之处。俨然是清代朴学作派。既被清文化所压抑,又异常地眷恋清文化的背影。作为一代大师,更是可悲的事。 大概在许多时候,陈寅恪的怀旧之情都不禁跃然纸上,如1940年作于重庆的《庚辰元夕》末两句:剩有旧情磨未尽,且将诗句记飘蓬。“旧情”已是不言而喻。再如“梦华一录难重读,莫遣遗民说汴京”。(吴宓录寅恪《乙酉七月七日听读〈水浒新传〉后闻客谈近事感赋》,据1945年7月7日吴宓日记)“遗民”二字亦是自比。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949年蒋介石逃离大陆之际,傅斯年以及诸多亲友规劝、催请他逃离广州,他均未答应,最终全家留在南国花城。诗文及行动也证明,他对国民党也不留恋,他所留恋的还是他如梦的过去。 解放后,他受到政府的特殊照顾,多少年流离失所的生活终于安定下来,但这些并不能截断像他这样一位大文豪的所谓怀古幽情。他在1950年写就的《庚寅广州七夕》有诗: 领略新凉惊骨透,流传故事总魂销。 有人说这是反共诗,我看事实并不是这样。他之所以“新凉惊骨透”,那是由于以前流传下来的家国旧事总是让他“魂销”不已。 1963年《柳如是别传》初稿草成时,陈先生曾感赋二律,其第二首结语曰: 明清痛史新兼旧,好事何人共讨论。 其实是说得再明白不过,明清这段让人伤痛的历史既旧也新,也就是说对他来讲明代的灭亡虽是旧史,但清代的灭亡对他却是新史,但是在今天却有谁能与他谈论呢?因为对别人来说,这新旧史都意谓着一段已被人淡忘的陈旧历史。而余英时所谓的陈寅恪反对共产党思念国民党的说法完全是妄谈。陈寅恪是追求至诚之道的学人,如果他九泉有知,他的英灵怎能安息?因为他并无此指。 他于国民党时代,写下“九鼎铭辞争颂德”之句,他在文革以前的那个时代,写下“文章唯是颂陶唐”之句,实为讽刺一言堂的愤慨之辞;他在国民党时代,写下“弦箭文章苦未休”之句,在文革以前的那个时代,写下“弦箭文章哪日休”之句,更是慨叹文人不断被指责攻击的写真。但是,这并不是让他的情感一直投入的地方。 那么一直牵动他最隐秘情感的线索究意是什么呢?重温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所说: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适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 在陈寅恪眼中,“三纲六纪”这种儒家道统即中国文化最高范畴,由于清朝统治的灭亡,也就随之消失了,那么王国维终于自杀,而陈寅恪却异常苦痛。在精神上,充其量陈寅恪是一个追随满清时代的旧文人而已,但这并不影响他以及王国维在学术上所释放出的光芒。也许,正是这种执著而又非常简陋的精神状态成就了他们的学术研究。可是学者毕竟是学者,却不是思想家,这也许是中国一代旧文人的局限与悲哀,同时也限制了他们学术研究的高度。他们常常因一种简陋的社会道德思想所奴役而知足,而为之肝脑涂地,却不能感悟而自明。这也正是陈寅恪之所以要大力着墨于明清之际的文坛领袖钱谦益,又不断在诗歌中叙写同样是明清之际的大文人傅山的真正缘由。他们隐藏在诗文中的反清复明的苦痛正可比拟他这个被清文化“所化”之人对于清朝灭亡的苦痛。在这种意义上的陈寅恪,恐怕也不仅仅是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指斥的“固执”一词所能概括。虽然从传统文化的角度,他是20世纪最后一位中国式的古典主义大文人,但是我并不赞同许多人一哄而上地认为他的精神是中国文化学术界永恒的象征。真正清楚他的人,面对他时更多的则应该是遗憾!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另一位导师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最早倡导在学术研究上的特立独行与自由精神,但是这位戊戌变法的主将他能做到吗?梁启超做不到,王国维做不到,相比起来,陈寅恪更是难以做到。一直有一个镶嵌在陈寅恪灵魂中早已成为鬼影的所谓乾嘉精神,成为约束他心灵自由的枷锁。与王国维的忧伤如出一辙,只不过王国维因愚忠心生怨恨和绝望最后自杀,而陈寅恪却将对满清迷恋的情绪转嫁于学术而得以存身,以至眼前的时代不管怎样变化,都似乎与他没有多少关系。只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他甘愿活在幻觉中才能够自慰与安心,随着“所化”文化的学问积累得越丰厚,他要从幻觉中脱身而出的希望就越渺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