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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孔子”的四种眼光 “个个心中有仲尼”并不意味着各种不同的孔子观念和孔子形象就是纯粹主观个人的,事实上它们总是个人视野与历史视野的一种视界融合的结果。从时代背景演变的大的历史分期来讲,我们大体可以富有意义地区分辨识出四种解读“孔子”的时代性眼光。 轴心期的眼光。依据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说法,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代及其死后的战国之世乃是中国人精神觉醒的轴心时代,这一时期最为显著的特征便是各种原创性的思想宗派谱系的多元分流发展。先秦诸子共同面对着周文疲敝和时代变革的历史难题,历史的难题需要他们作出具有深度的理论回应,在这种回应中,孔子首先引领和开创并自觉地进行广泛传播的,是一种具有极大影响力、并具有“思想范式”意义的儒家思想流派。当时的诸子站在不同的思想立场、依据不同的政治信念来批评孔子,在他们眼中,孔子成了一个繁饰礼乐、崇尚无用的仁义、扰乱人心、败坏人的自然本性而祸乱天下的罪魁祸首。 帝制中国时代的眼光。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终结了中国轴心时代“学无拘禁,思想自由”的状况,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帝制时代,以至任何宗派的学术思想都不得不依附于专制皇权强制性和压迫性的支配权力以求生存,它们的命运主要取决于统治者的好恶取舍。当然,儒术、儒教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独尊地位及其与专制皇权之间的关系问题,事实上要比简单的好恶问题错综复杂得多,它们之间既有不完全协调一致的方面,乃至存在着难以消解掉的对立、紧张和冲突的一面,同时又有相互利用、彼此依存共生的需要。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孔子和儒术依靠专制皇权或国家政权的强制性权力和儒家学者不遗余力的倾心推崇,赢得了朝野上下共同一致的尊奉,不仅孔子被尊奉为“为汉制法”乃至“垂宪万世”的神明素王、至圣先师,而且围绕着孔子崇拜而逐渐发展出了种种常规化、制度化的国家祀典、尊号封谥和文庙建制等。尽管在某些时期或个别思想家那里,孔子偶尔会遭到问难、菲薄和批评,但总的来讲,帝制中国时代的孔子乃是人们心目中的一种拥有绝对权威而历久弥尊的政治文化偶像。 近代变革或现代转型期的眼光。晚清以来,在一波又一波的外来西方强势文明和由其激发出的内部的强烈要求进行改良变法乃至激进革命的运动浪潮冲击下,孔子的观念和形象在近世中国人的心目中发生了日益深刻而难以弥合的急剧裂变和根本转换。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运动拉开了近代第一次在外来文化刺激下的大规模反孔斗争的序幕,孔子被洪秀全塑造成一个跪在上帝面前苦苦哀求认错的妖魔。由洋务自强运动和维新变法运动在统治阶层内部和官僚士大夫之间引发的观念冲突和思想斗争中,孔子的观念和形象更逐渐发生了深刻的裂变,积极主张采西学的早期改良派思想家与一味严持“夷夏之防”的守旧派人士之间的争议尚主要围绕着“西学”问题而展开,而对于主张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来讲,孔子之为孔子则已经完全不同于洋务派和守旧派心目中的孔子了,康、梁维新一派极力推尊孔子为托古改制的至圣素王和神明教主,积极阐扬孔子的大同太平之教,力求“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正是在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敢于怀疑、勇于批评精神的激荡下,思想界遂起一大革命,国人的思想观念与舆论风气为之一变,而博爱、平等、自由、民权等的呼声开始响彻“暮气充塞之国”的上空。在新旧思想不断“互相搏激而异论日起”并不断走向“激进化”的过程中,尊孔的时代似乎注定将走向终结而成为历史,乃至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革命话语中的排孔非儒的声音越来越成为了一种时代的最强音,最终孔子的偶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孔”浪潮中被彻底打倒。“文革”期间的“批孔”简单地将孔子作为旧传统、旧文化、邪恶势力的象征符号或人格化的代表而一味地予以声讨,则不仅制造了无谓的思想混乱,更制造了种种的思想禁区以加强意识控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