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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运动指1934年至1949年国民政府推出的国民教育运动。蒋介石鉴于当时无礼不义、寡廉鲜耻之徒太多，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官吏则虚伪贪污，人民则散漫麻木，青年则堕落放纵，成人则腐败昏庸，富者则烦琐浮华，贫者则卑污混乱”，一般中国人的生活是“污秽、散漫、懒惰、颓唐的野蛮生活”, 所以体现精神力量的“礼义廉耻”是新生活运动的中心思想。蒋介石当时对“礼义廉耻”的诠释是：“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后来结合抗战需要，又修订成“礼”是严严整整的纪律，“义”是慷慷慨慨的牺牲、“廉”是实实在在的节约，“耻”是轰轰烈烈的奋斗。 轰轰烈烈的新生活运动收效甚微，究其原因，有人归于国民党组织松散和基层脆弱，有人归于国民政府摈弃下层民众和公民社会，有人归于蒋介石的党化教育、政治高压、思想控制和尊孔复古，有人归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运动”情结，也有人归于民德堕落已病入膏肓而无药可救。这些归纳当然都有一定道理，又都有失之偏颇之处。笔者认为其中原因非常复杂，涉及主客观很多方面，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领袖专制而摇摆。蒋介石倡导新生活运动极其高调，早在1928年4月，蒋介石就到山东考察。1941年2月，蒋介石、宋美龄又公开带头吃素食淡饭。但蒋介石不仅专制独裁，而且言行不一，以超越两端的高调而实际摇摆于两端。例如，蒋介石一方面强制实施新生活运动，要求各级党部“将新运列为党务考绩”，另一方面又强调“不能以做政治工作的方法来做”。 二是官员徇私而腐化。1948年，蒋介石指出：“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所以尽管蒋介石“以极大兴趣投入此运动”,并严厉要求“关于此次新生活运动, 是注重实行, 绝不类似过去之各种运动徒事粉饰”，“但运动仍很快地堕落到官僚的‘文字游戏’中去了”。 三是学者多变而彷徨。民国时期是一个多变而彷徨的时期，很多学者也随之多变而彷徨，尤其是在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君主与共和、改良与革命、专制与民主、人治与法治、战争与和平、美国与苏联、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两难选择上，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常“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 四是商人投机而奸诈。民国时期商人投机而奸诈的事例很多，例如，1948年，上海商人利用币制改革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结果物价飞涨，人心惶惶。其中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和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因各有靠山，有恃无恐，所以大肆囤积，最为奸诈。蒋经国虽然痛下决心，坚定打虎，但有心杀贼，却无力回天。 五是儒学批判而丑化。1934年2月26日北平《晨报》：“自革命军兴，‘打倒孔家店’之呼声，传遍全国，国民政府成立，且明令废止祀孔。曾几何时，向之主张废孔者，今又厉行尊孔。”由于儒学过去大受批判而被丑化，在这种背景下，礼义廉耻有时不仅不可能推行，而且还会走向反面。 六是西学移植而异化。西学具有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由于近代以来国人过多重视物质层面，所以民国时期移植西学时被大量异化，邯郸学步的现象比较常见。西学中的精华，我们学到的很少；而西学中的糟粕，我们倒学到了很多。 七是信仰缺失而难建。民国时期对儒释道传统文化的否定，以及西方唯物论和无神论的传入，使很多人信仰缺失并难以重建。1900年，有美国学者比较研究有无信仰的两个家族，发现200年来，有信仰的家族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医生、教授、法官、牧师和大学校长，而无信仰的家族出现了数以百计的罪犯、流氓、小偷、酒徒和妓女。 八是暴力崇尚而至上。梁启超指出：内乱者，最不祥物也。凡内乱频仍之国，必无优美纯洁之民。内乱时，民生六种恶性：侥幸性、残忍性、倾轧性、狡伪性、凉薄性、苟且性;内乱后，亦生两种恶性：恐怖性、浮动性。 九是战争连年而残酷。新生活运动期间发生了8年抗战，又经历了3年内战，战争杀死杀伤的人口数以千万计。在到处杀人如麻的连年而残酷的战争状态下，提倡以礼义廉耻为中心思想的新生活运动，毫无疑问是难以奏效的。 新生活运动从总体上说用意深远，切中时弊，是很有必要和值得肯定的。同时在解决文化和民德问题上，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正面作用。但确实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尤其是表面形式远超过预期效果。（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