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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抗日武装的斗争 国民党军队从淞沪战场溃退时，在上海周围丢弃了大量武器弹药，尤其在嘉定、宝山地区步枪和轻重机枪等各类武器更多。于是，郊县的爱国乡民纷纷利用这些武器组织起来，打击日伪，保家护乡。1938年初，共产党员周大根等从上海难民收容所返乡，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他们组织一批农民、教员及浦东的一些失业工人、流亡学生等，组成“南汇县抗日保卫团第二中队”；南汇还有连柏生的“南汇人民保卫团”；青浦则有顾复生在戈思浜成立的“戈思浜村人民抗日自卫队”；松江原天昆区区长钱锦芳在沦陷后也拉起约三四十人的抗日队伍；嘉定外冈区的农民自发组成外冈民众自卫队；七宝地区各村也都各自成立自卫队；崇明地区则建立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抗日义勇队”等。 在上海市郊周围抗日武装力量的打击下，日军一面建立和强化伪维持会、自治会，以协助其建立殖民统治；一面对抗日游击队活动较多的地区，集中兵力，进行军事扫荡。1938年6月29日，浦东陈行镇2名日军被游击队击毙，日军即集中兵力围剿，将全镇房屋全部焚毁。7月29日，虹桥镇日军150多人在沪西伪警察局的协同下，围剿北新泾附近村庄的抗日武装。8月13日夜，周浦地区游击队为纪念“八·一三”抗战，兵分三路，进攻设在周浦镇的伪警察署，伪警仓皇撤至日军据点，日伪军在此负隅顽抗。游击队在达到袭扰目的后迅即撤走，至天亮后，日军守备队长才敢率队离开据点尾随“追剿”。 1938年初，日军扶植成立伪维新政府，并改组强化伪上海市政府，以发挥其“辅助”功能。在日军特务部的扶植及伪上海市政公署的催促下，各区伪公署于年内相继组建。它们为日本侵略军供应物资、征收赋税、修桥修路，成为抗日武装力量的重点打击对象，各伪区县长、乡镇长经常接到抗日组织的警告信，警告其不得为虎作伥，卖国害民。在此打击下，抗日游击队活动基地周围地区的伪地方政权组织，基本上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1939年4月，新四军的“江南抗日义勇队”开始东进，越过沪宁铁路及苏沪公路，扩大抗日游击区。6月底，江南抗日义勇队自嘉定挺进至青浦，并渡过吴淞江，在青浦凤溪观音堂，江南抗日义勇队先遣部队和青浦三支队会师，青浦地区的抗日力量大大增强。9月6日，江南抗日义勇队袭击虹桥机场，击毁日机3架，令日伪当局惊恐不已。 1940年起，日军为加强对占领区的控制，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对上海郊县的大扫荡采取了更为残酷的“三光”政策即杀光、烧光和抢光。其中，继1940年4月的青东大屠杀后，1940年7月又发生灭绝人性的崇明大屠杀。但抗日武装并没有被吓倒，依旧浴血奋战。崇明抗日自卫总队奉命北撤，暂时离开崇明转赴苏北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留下的同志则在“中共崇明临委”的领导下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同样，在青浦、嘉定、浦东等地，抗日武装和中共地下党组织对日伪的武装斗争从未停止过，日伪在上海郊县的统治也从未安稳过。 在从1942年起的反“清乡”斗争中，上海郊县抗日游击队继续进行锄奸反顽行动。1943年1月，浦东游击队一举除鹤沙镇上罪大恶极的伪乡镇长等13人，缴获一批长短枪和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同年春，青东锄奸小组惩处了当地汉奸钱宝昌。在松江叶榭地区有恶霸蒋步青暗中勾结日伪军，直接危害抗日武装，1944年春被击毙。 为最后夺取抗战的胜利，上海郊县的各支抗日武装进一步加紧斗争。其中在崇明地区，中共崇明县工委在“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开展秘密斗争，保护和发展党的组织，准备迎接抗日大反攻”的原则指导下，积极壮大力量，并于1945年8月两次进攻县城，最终获得胜利。 (责任编辑：admin) |